巴州知府李汝琬

李汝琬，陕西咸宁（今西安市长安区）人；附生①；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任巴州知州。

在巴州知州任上，李汝琬做了两件大事：扩建书院，兴巴州文教；重修城楼，强巴州防务。

作为民间教育机构的书院，始于唐朝。正式的书院教育制度则由朱熹创立，发展于宋代，于山林僻静处建学舍，置学田收租，以充经费。后由朝廷赐敕额、书籍，委派教官、调拨田亩和经费等，逐渐演变为半民半官性质的地方教育组织。元代，书院制度更为兴盛，专讲“程朱”之学，并供祀两宋理学家。明朝，书院转衰；王阳明出，书院再度兴盛。随后书院因批评时政，遭当权者忌恨，明世宗、张居正皆曾毁书院，尤其是东林书院事件，魏忠贤尽毁各地书院，书院大没落。满清入主中原，继续抑制书院发展。至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才正式明令各省建书院，书院渐兴；不分官立私立，皆受政府监督，不复宋元时的讲学自由。庚子（公元1900年）后新政，所有书院改制为新式学堂，书院不复存。

丹梯书院是巴州最早的书院，位于南龛金榜山麓，因山势重叠耸秀，若丹梯然，故名；建于唐，相传唐昭宗大顺二年（公元891年）进士张曙曾读书于此；后经兵燹，宋光宗绍熙（公元1190年——公元1194年）初，州守赵彦绒重修；明改建为云霞书院。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冬，新建书院，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落成。旧址在今小东门书院街，由时任知州王廷松改义馆（私人捐资所办学校）而成。王廷松乾隆十五年农历九月初十履巴州任后，感于巴州“风土人情，良莠杂半”，认为“教为急务”。建书院得有地方，适“署之东旧有义馆，瓦屋三间，倾圮已久，空地一区，荒僻已甚。入冬之初，捐俸补葺”。书院告竣，并于乾隆十六年作《书院义田记》，勒于石，详述创建书院、设置学田缘由及自己的良苦用心。

九年后，李汝琬任巴州知州，理政的第一件事就是建设书院。“官廨之东有屋数间，湫隘卑陋，日就朽蔽。而所教才童登数人”（李汝琬《宕梁书院碑记》）。见书院范围狭小，建筑简陋，生源匮乏，遂生改扩建之心。当时，恰好中央也有政策和相关项目资金——“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恭蒙宪庙赐天下省会帑金百镒，俾悉建书院”（《宕梁书院碑记》），便抓住机会，又在旧书院的基础上“拓而修之”，于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完工，因州旧名，题其坊曰：宕梁书院。

宕梁书院东北抵墙（今书院街北口至大桥北端）、西抵吏目署（原址在巴中县招待所大礼堂处，今巴州区文化馆、图书馆处为拓建之书院）、南抵张姓居民聚居处，进出书院的大道名“学巷街”（今书院街）。

改扩建的宕梁书院，因占地面积大，建设得十分气派，功能齐全。有讲堂，有师生宿舍，有厨房，有办公室，堂舍东西边全是图书室。书院宽敞亮堂，环境优美：“重其门，复周以垣。垣之外，山川之胜环焉”（《宕梁书院碑记》）。书院所需，一切按需供应；重新配置师资，遴选秀才和有学行的人为师，求学者趋之若骛，形成“尔多士藏修于斯，游息于此，潜心经籍，冀为通才。”（《宕梁书院碑记》）书院外，也别有洞天：“况出户而望，连山翠其入云，芳树蓊其行列，是崇德辨惑之所兴思也。诸生其有意乎？至其俯瞰‘字流’②，足以涤胸中之尘秽。庶几为文也，洁净精微有当清真雅正之旨乎！”（《宕梁书院碑记》）

李汝琬认为巴州僻在山中，士寡闻见，“其于国家广学之盛、教育之隆”是地方官的使命、责任，不敢懈怠教育，故兴尊师重教之风，勉励自己不负当今皇帝和州民，并于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书院落成时作《宕梁书院碑记》，刻于石，流布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