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巴中 巴中人物 吴镇御史与“东乡血案”

吴镇御史与“东乡血案”

吴镇字少岷(1816——1887),住四川省平昌县白衣庵(原属达县管辖)(1)。吴镇自幼好读书,终日焚香把卷,专以举业为嗜,有大志。道光十五年(1835),以监生应顺天乡试,挑取国史馆誊录,议叙盐政大使。咸丰五年(1855),以应顺天乡试,中举人,补户部河南司员外郎(2)。咸丰十年(1860)应会试,中榜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同治元年(1862)授检讨。外任浙江、山东、广西道盐察御史。三年后回京师,升刑科给事中,擢工科掌印给事中。同治十年(1871)充会试同考官,赏戴花翎。光绪十年(1884),特授陕西盐法道,政声传播陕西全境,称循吏。在任三年因病请辞归家。著有《心一斋诗文集》和奏稿若干卷,与呼延华国共修甘肃《狄道州志》十六卷(3)。

东乡血案

吴镇任御史时,有言有声,不畏权贵,通理明达,尤善辩诘(biàn jié)。凡地方官吏,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冤狱诉讼之事,他刚正不阿,必理水落石出,方才罢休。遇事敢言,中外官吏,声播天下。光绪元年(1875)五月十九日,四川省绥定(今达川)府,东乡(今宣汉)县邑后河陈家坪,有一二十多岁的贫苦农民(铁匠)袁廷蛟,带领乡民七、八百人,高举“粮清民安”的大旗,在东乡城外,州河两岸的观音岩,要求减少粮税,清算粮帐,四乡群众同声响应,很快发展到两三千人,声势浩大。知县孙定扬,慌了手脚。请求绥定知府易荫之,亲自到县做安抚工作。他们密谋后,“同意”袁廷蛟的要求:“将铜钱二千五百文作银一两”;“允许群众推派代表赴府核算历年粮税”。结果,袁廷蛟等推出代表邓洪熙等八人前往,不仅未清帐,反而被扣留,使矛盾不断加剧,事态不断扩大。终于在光绪二年(1876)二月,东乡知县孙定扬,颠倒是非,捏造事实,诬蔑表袁蛟抗拒官兵,夺取军火马匹,劫掠四乡财物,聚众数千人。以“县城危在旦夕”为由,向上级请兵清剿。

告急文书到达成都时,四川总督吴棠正在病中,不久病故。署理四川总督的文格,惊慌失措,连忙“派裕字左营勇丁五百名,并添调威虎宝营记名提督李有恒,率军二千人,由遂南驰赴东乡相机剿办”。(4)

光绪二年三月,李有恒带兵不问情由,挥军攻打各村寨,由于无人抵抗,很快被占领(一时不能占领的,就向群众喊话:“只搜查袁廷蛟,决不伤害一人”),群众信以为真,开门让清军进入。谁知清军更是不问清红皂白,将民作匪,借机乱杀,即是听从官府晓谕,离碉归家的务农人,也同样不放过。见人就杀,逢屋就烧,先后杀烧十多天“壮者夺路逃出者百余人,攀岩死者数十人,被勇杀者近三百人,半属老弱妇孺”。(5)特别是妇女先奸后杀,并选择未杀的年青妇女,劫走数百人,装载多船,经达县、渠县,一路顺流,扬长而去。

李有恒带兵对各寨“清查”的结果,并无任何军火器械,找不出一点袁廷蛟谋反的罪证。这次惨无人道的血洗东乡,制造了一次罕见的大冤案。

在这次血腥镇压时,袁廷蛟蜷伏在深山中。多日食野果饮山泉,昼伏夜出。正处于绝境之时,猛然想到在京的吴御史,乘深夜去白衣吴御史的家中,请求吴镇将东乡惨案代奏清廷。吴府德济欣然同意去京,将袁廷蛟扮作仆役随行,冲破重重阻碍,到达北京(6)。吴镇见袁廷蛟弄清实情后,考虑支持为东乡人民雪冤的方案。

一是直接向皇上送奏折(见《巴山风录》和《平昌文化名人作品选》,吴镇用一千多字的奏文,以事实为据,时省、府、县的官员,血腥镇压乡民的罪行作了彻底的揭露,并提出了惩治办法,为以后东乡血案的昭雪,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是让袁廷蛟泣诉东乡人民的惨状。吴镇为引起各方面的重视,联络在京的四川官员,让袁廷蛟“泣诉前日局绅贿赂串通官长及今日官兵惨杀乡民之故,闻者无不呼冤”(8)。当时在清廷任职的内阁中书萧宗禹等四十七人,又把东乡知县孙定扬和四川提督李有但等人罪行。写成奏章联名上奏。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一方面把袁廷蛟交刑部收监,听候处理;另一方面饬(chi)令川督文格严行查办。这时。文格已知事情闹大,日夜不安。因为,李有恒是他命令前往“剿办”的,真相如果揭穿,自己罪责难逃。于是,他在奏复中,百般掩饰,而引起陕西道监察御史李廷萧大为不满,列举八大可疑之处,层层批驳。文格见事实无法再辩,才把李有恒革职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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