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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知县李蕃的百态人生

作者:赵光明

李蕃是清初巴中市通江县“三李”中的大李①。李蕃生于1621年,卒于1694年,终年73岁。李蕃身处乱世,完整经历了明末清初的动荡与变乱,但处变不惊,遇荣不昏。不论在野,还是为官,都能坚持以民为本的人生与价值追求,从而为自己留下了良好的口碑。另外,不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遭人构陷,都能安然处之,笔耕不缀,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李蕃一生大概有这样几个阶段:幼年丧母,母爱残缺;壮值流离,举业曲折;鞠躬尽瘁,遭人弹射;身之所履,忧患殆半。

一、少失母爱,壮流离

身处乱世的李蕃,既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首先,李蕃是幸运的。据不完全统计,仅1633到1645年,通江至少经历了八次战乱,政权的反复更迭与杀戮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灾难“崇祯末年蜀寇猖撅,吾通大遭屠戮,吾宗之存者寥寥。其在九浴溪,大龙山惟先君及不肖蕃父子两人流落汉、洋间。顺治己丑先君先归,庚寅寻求族人,同六世祖者尚有二人。同五世祖者,尚有一人。追甲午冬十月,小寇突犯,而同五世祖之一人又催变矣。”[1]这表明,到1654年,李氏一族自六世祖以下,除李蕃父子外,仅存一人;五世祖以下,仅李蕃一脉单传。用李蕃之父李能白的话说是“人民蹂蹭殆尽’,‘权存千百砖什一”。[3]在这么动荡的情况下,李蕃父子居然躲过了战乱。就此一点,己经够幸运的了。

更难能可贵的是,李家虽屡遭变故,却不改其重视教育的门风。据李蕃之父李能白回忆称:“忆吾儿未能言时,先严以风云天人口年数字指示之,越数日,问以某字,即能指某字数,数日亦复如是。先严呼予嘱曰:“此儿必大吾宗族者,天肯延我余年,得教之。以观其成愿也。”’又‘至吾儿四岁,即教之识字,念书即无遗忘。甫数月,先严疾愈剧。永诀曰:“我一生历疾苦,始尽一秀才也讨不做,吾死矣。吾目不冥,我在泉下魂当不散,时时盼着你读书教子。’’”在祖父的殷切希望下,李家生计虽然艰难,但在科举方面屡有斩获。“天启元年,(李能白)补弟子员”;“崇祯戊寅,(李能白)叼補凛饩”。[2]父亲的激励与严格要求,使得李蕃自小有幸接受严格而系统的教育训练,这对他后来人格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对李蕃来说,最幸运的当属顺治十四年丁酉,他高中举人。这在封建社会绝对是一件光耀门楣的事。在这么一个动荡的时代,中得举人不但是李蕃个人的荣耀更是李氏家族的荣耀。这也为彻底改变李氏家族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李蕃也是不幸的。说他不幸,是因为他一生曲折相随,命运多舛[chuǎn]。首先,幼年丧母,母爱残缺。少年时代的李蕃,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慢慢成长。“公生颖异,七岁母郭孺人见背。起居饮食惟祖母冯孺人是依。授以章句悉成诵不忘,能白公异之,携就馆讲肆。明年试为文,其老成,长者曾自谓弗如也。”但是母爱的缺失,也导致了他性格的倔强、刚直,追求正义与公平,却缺少温润圆通。因此,在他未中举时,已被人预言,将不为官场所容。“先生发卷时相诫曰:‘观子落笔恣肆,偪似眉山,异日应以文名天下。但相貌瑰奇,性必傲突,当官将不为人所容。’”[3]220

其次,壮值流离,举业曲折。随着年龄的增长,李蕃在学业方面更加努力。“国初,狼狈归里时,伤残之后,井里萧条弥望皆长林荒草,家素贫,青氊(即毡)旧物散去殆尽,止藉芋栗以自给,而公力学不少休。”由于长期积累,李蕃逐渐在举业方面取得一些成绩。二十一岁时,李蕃成诸生。同时,李蕃的才华也逐渐显露。“弱冠补博士弟子员,试輙高等。”[3]228“试輙冠同列……每岁试,郡邑得佳卷,必以题下具,取公文与较优劣……尝与御史郝公言:‘我试全蜀得三李生,不负此行矣。’”[3]220而李蕃即此三李生之一。

但李蕃的举业之路并不顺利。明末清初,四川陷入了无休止的战乱,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自崇祯六年癸酉,流贼入川,至十七年甲申,人民蹂躏殆尽。加以张逆破蜀称制。建号大西,改元大顺。屠戮焚劫,莫此为甚。”[3]为躲避战乱,顺治三年李蕃父子曾逃到汉中、安康一带。“丙戊蜀大乱,时冯孺人已弃世,随侍能白公避汉洋,数遇贼几死。”[3]220又“我父子应门无人,仆从亡去,不能力耕,不肯聚众,不肯俯首豪强。乃远入秦地,幸同胞具跟予父子,以管识之章句,得以文字取契,於大方萍梗之踪迹,幸苟延。然不归故乡,恨也”。这一逃就是五年,直到1651年,李蕃才得以返家。这已经是顺治八年了。但这时的四川并不稳定。“迨甲午(1654)冬十月,小寇突犯,而同五世祖之一人又罹变矣。蕃随侍先君,零丁孤苦有堪言者。”[1]可以说,李蕃的青年时期异常孤苦。这期间,李蕃也曾参加科举。但最终还是因为战乱而致他与举业失之交臂。“方公癸巳之入闱也,适滇中告警,远近喧豗,公以能白公为念,即弃去,不卒事。后陈公检落卷见公前场获首荐,以后场摒,心讶。及闻其故,乃叹曰:‘李生不惟文高,抑且行。至吾前日所以知生者犹浅也。’”[3]220,221直到顺治十四年,李蕃得以中举,从而彻底改换门庭。中举之后,他的道路依然不平坦。中举当年,李蕃父亲去世。父亲是他惟一的亲人。为此,他非常伤心,“哀毁几至灭性”,[3]221也因此错过了戊戌年的会试。辛丑参加会试又落第而归。后来李蕃放弃在举业上的努力,转而寻求仕途发展。至庚戌得以铨授登州黄县令。②

二、鞠躬尽瘁,为百姓

经历了幼年的丧母之痛和青年的动荡飘零,李蕃深知底层民众的苦难与艰辛。因此,进入仕途后,他怀着满腔热情,为改善百姓的生计而积极奔走。李蕃就任黄县知县时,黄县相当艰难。由于战争的创伤、服役的繁重和水寒灾害的频繁爆发。使得黄县民众多陷入绝境,因此百姓逃亡非常严重。“背井乡而流亡者相继”,“稽查烟火,逃亡过半。如小杜庄、韩战庄、唐家埠等社逃者十之九。如逢曲上庄、东黄水、北梧桐等社逃者十之六七。如文基屯、马停、治基等社逃者十之五。其余逃者十之二三。”[4]336,397-398“值连岁大旱,民耕资之绝,流冗载道”。[3]221针对黄县极为贫穷的情况,李蕃积极扭转局势。

(一)孜孜以求减轻负担

为减轻百姓负担,他推行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他革除为上任官员送礼的陋习。“县故有里长见面陋规,公莅任即除去”。[3]221“初下车,里社循旧例厚醵金以献,公严斥之。其例遂剗”,[5]45“甫下车,恻然念之。问疾苦、破积习,事无问为创,为因一,以谋野便民为主”。[4]337

其次,安流民,均赋役。由于徭役不公,导致百姓“轻去其乡”。李蕃“将一丁五亩之恶革去”。且“示招抚,给牛种,予布粟”,从而使百姓“稍定”。[4]399由于徭役过重,且承担不均,导致中下丁尤其艰难。康熙十一年,李蕃借奉文审编之机,查实人户地亩实情后,销毁浮户之籍,从而使得百姓尤其是中下丁的负担得以根本减轻。“察其赤贫者去之,逃亡者去之,年老者换之。即有增益,亦不忍尽民力也。如人有五子止增一丁,至下中之丁,不问顶替,尽行减去”。[4]400“及审编衣简老穉、逃亡,悉销其籍”,“浮户之累以清,复以户丁姓名开明出示,俾里蠧社奸鱼肉贫弱者不得肆,斯徭均而国赋足。弊清而民力苏矣”。[4]337-338李蕃通过革除空粮等措施,使得黄县赋役得以均衡,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底层百姓的负担。

第三,减轻徭役。黄县徭役沉重,登州府只有黄县和福山产木材,“公家兴作,必取办于黄”。[4]12“上司采取岁以为常,重之以转运夫役,民大困”,“老者转于沟壑,而壮者散之四方”,成为黄县人民一大“累”。为减轻百姓负担,李蕃多次上疏,力请“他邑转运”,终于“罢两邑夫役”,[6]372从而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第四,积极赈灾。黄县多灾,地震、水灾、旱灾、虫灾、风灾不断。为了应对这些问题,李蕃很费了一番脑力。最初,李蕃向上级申请蠲赈,但是效果不好。“初请蠲赈,报请委勘。其费至浮于所蠲。”[3]221因此,李蕃决定代输赈灾。“吾前力请始得一行,所费所蠲数不相偿,尔民共悉。今但仍去岁蠲数,吾为尔代输如何?”代输使得李蕃大获人心。“民欢呼稽首曰:‘诚如是,更复何求?’”从此,“黄民沾实惠,而又无借事纷扰者,以公连岁代输之力也”。为此,李蕃甚至卖掉家中良田。为了更好地赈灾,李蕃又开始提前储备。“(公)然虑难为继,设法储备,岁全活亡算,去之日,犹积麦数百斛,粟数百钟”。[5]45

尽管这样,仍然不能让他满意。“仓谷有限,赈弗徧也”,如何才能更好地赈灾安民呢?这是李蕃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战乱刚刚过去,公共设施匮乏且破坏严重。为更好地赈灾,李蕃开始以工代赈。如康熙十年对县衙进行修葺。重修二堂、三堂、书房、厨房、内书房及两厢房等。康熙十一年,重修黄县四城门及门楼,浚池濠。重修(典史宅)二堂、住房、厨房、耳房、书房。同年,重修演武场正厅、屏墙、门楼,创建文昌帝君祠等。康熙十二年,修整学校,“重修尊经阁”,并捐俸重修戟门,建岣嵝碑亭,并将所刻《大禹岣嵝碑》立于亭内。[4]57-61

通过以工代赈,既修建了必要的行政和公共设施,又解决了部分人的就业与生计,起到了一举两得的作用。“木植砖石,民得市质以资生,而工作力役赖以存活者数千家。”[4]396“惩自缢而多所全沽,为百姓造不尽之福”。[3]338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工程“不强破民间一钱而亦不借度於官帑”,“触目兴怀,毅然蠲吉而创建之。捐金庀材,不费民间一锱珠”。[4]338-346这表明,这些工程并未增加百姓的负担。营建所需资金主要是募捐,或者自己捐俸而来。

第五,李蕃积极解决黄县人民的水冲沙压之苦。据同治《黄县志》载:“时黄民最苦丁、役及水冲沙压、空粮。蕃审核、公慎丁、徭,无累,复将冲压之田丈量亩数,诈背豁免,里民至今赖之。”[7]438-439“(蕃)多所兴举,时民苦丁徭空粮,乃审覈。公慎,丁徭无累。复将水冲沙压之田详请豁免,民甚赖之。”[8]277这表明李蕃解决水冲沙压措施的影响深远。直到李蕃去职两百年以后,当地百姓仍受益。

通过这些努力,李蕃的赈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逃亡的百姓逐渐回归,黄县经济很快得到回复和增长。顺治初年,黄县人口为17518丁。李蕃到任两年后,黄县的人口18226丁,超过了顺治初年的水平。[4]126-127

(二)积极处理积压案

对于听讼李蕃一直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听断词讼,明有曲直,虚心无欲,揆之以理”。[3]222“听讼不凭两造,必理遣情恕,动其天良”,“抑或事涉犹疑,即单骑履民间,博采舆论,使穷乡野老皆得见而言情”。[4]338即听讼时,不偏听偏信,不主观臆断,要全面调查并掌握实情原委。同时,李蕃主张谨慎对待下属意见,不轻听轻信。“惟左右吏胥,或为无因之冷语,或作切肤之危言,旁引曲喻,惑人耳目。稍不加察,将为所愚”。至于断讼则既要避免急躁,又要避免延误。“至于听决,躁妄固多,误事延缓亦易滋弊”。[3]222

对于罪犯,李蕃主张分类对待。“如遇桀骜横民、卖法奸吏理应穷治。所虑无知之辈,出干犯之言,或供御失宜,或应答偶觸,我颜行致令皮飞肉绽。于阶下谁非人子,能无恻然?惟于盛怒时平气静思,则宽宥必多矣”。[3]222这表明李蕃对那些桀骜横民、卖法奸吏较为严厉,对于那些一般百姓的偶然犯错则比较宽容。

即使是那些关押在监的罪犯,李蕃也仍然给予一定保护,不让狱吏任意伤害他们。“负罪者琅铛在禁。公夜必数起密查圜扉,虽暑寒不稍懈怠。狱吏畏蕺,不敢犯毫发”。[5]45正是由于他审慎、公正而又严厉,故断刑狱迅捷,且听断之人莫有不心服者。“公敏于吏治,不假宾佐。案牍山积,弹指立办。曾于朝时办五十余事,各厌服而去;虽被鞭罚,无出怨言者。”“黄之案牍甚□,公决断如流,尝判五十余,而朝食,讼廷翕然称神明”。[3]222-236

(三)闲暇之余振教育

李蕃深知教育是改变社会底层之人命运的最好途径。因此,李蕃在公事闲暇之余积极发展教育。除了整修学校、文庙和重新审核学田租金外,李蕃还亲自为生童讲授文艺。“当其令黄也,簿书之暇,即课诸子文艺。”[5]46在他的指导下,黄县教育有了较大发展。

对于教育,他承袭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对于那些因家庭贫穷而不能完成学业者,他积极给予资助。“姜其垓……以贫废业,应里役。一日至堂下,公异之,给以膏火,命复之学”。[5]46

此外,李蕃还不遗余力表扬节义。为此,他连续为殉节之妇林氏撰文。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节义观已经不合时宜,但在当时刚刚经历了天下大乱之后,他提倡节义、教化人心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遭人弹射,他无悔

李蕃走上了仕途之路。他希望能以自己的能力,为百姓鞠躬尽瘁。为了不增加百姓负担,他甚至愿意舍弃晋升的机会。“会筹饷颇急,所在司牧多援恳荒例晋秩。实加穷民,藉径通显,或以劝公。公喟然:‘巧宦者为之,吾不忍累吾民。’”[5]45-46

然而,就性格上来讲,他就是一个闯入官场的怪物。关于这点,史料记载颇多:“能独摅己见,不随人俯仰”,[9]9“性耿介,孤行其意,不喜脂韦随俗,虽遇宪司亦然。符牒征求,属有不便,坚执不应”。[3]222在唯上是从的封建社会中,一般情况下,“独摅己见”、“不随人俯仰”、“性耿介”、“孤行其意”、“坚执不应”等,其中任何一点都是得不到上级赏识的。“与人坦然不设城府,狙诈当前接以诚”则极易遭人构陷。“用法平恕。包苴屏绝,请托不行”。[3]221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环境里,则不会受到同僚和下级欢迎。由于性格过于刚毅,缺乏圆通,这使得他与官场格格不入。因此,虽然他也曾上到上司的赞扬,“其治为山左最”;但更多的人则“明知其廉而嫉其直。往往阳为好,阴构伤之,而公不知也”[3]221

尽管李蕃为官谨慎,诚惶诚恐,“履冰履尾”,“惶然起谢用”,“朝之所接,夜必忆之。私之所念,公必忆之。盖依备吾牲之弦韦,云而未已也”,[4]341但还是无法避免遭人构陷弹射的命运。康熙十八年,黄县一夫妻因婚外情遭人杀害,李蕃据实上报。上官却向李蕃索贿,并威胁“许应索,乃如报”。[3]221但这遭到李蕃拒绝。“终以上官指使为必不可阿,墨倅要索为必不可顺。”[3]228最终,上官怒,乃捏造案情将李蕃下狱。后判榆关守城。两年以后,蕃被释,但无资归家,又侨居芜湖三年,直到康熙二十三年才由李钟壁、李钟峨兄弟将其接回老家。

回到家乡后,李蕃专注于整理以前留下的诗文。通过大约十年的努力,李蕃整理出了一共18卷、约300多篇诗文。后来他将自己的部分诗文以父所创《雪鸿堂文集》之名结集,再后来此名被李钟璧、李钟峨袭用,作为李氏家乘之名而流传至今。此外,李蕃还单独或与其子多次编修家乡或为官之处的地方志,为当今人们研究清代地方史留下了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

从个人仕途来讲,李蕃被诬落职是不幸的,而且一度给他的家人带来了不小的困扰。李蕃仕途以略带感伤的悲剧落幕,也是他的性格与那个时代官场潜规则冲突的历史必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李蕃仍然是幸运的。他的付出最终还是获得了回报———百姓的爱戴。当他被捕之时,“黄民扶老携稚,约期郊送”。即使后来郡守临时改期提前起解,仍然“泣而送者尚满万”。后来当他被收入宛平监狱时,也依然“候伺者日数十辈泣绕寰门外;且有贿入狱,为鼓扇至夜分者,令感为纾木牒”,[3]221“百姓哭送数十里”。[10]152历史也还给了他应有的公道。如在李蕃去职两百年后的(同治)《黄县志》载:“(蕃)廉平豈弟,和易近人,兼工词令,在任十年,多所兴举。……又尝修城垣,葺孔庙,整衙署,建文昌阎考课生童,表扬节义,蒸髦土而劝力穑,行乡引而重高年,凡所兴举,皆本经术以为怡。纂修县志,旁搜远绍,发潜闻幽四十年,就湮之迹,厘然举备。”[7]438-439此评价可谓中肯恰当。此外,其它地方对于李蕃都是正面的评价。“(蕃)廉平豈弟,和易近人,在任十年,重修县志,多所兴举;[8]277“(蕃)居官九载,有惠政,独不取火耗。黄县苦丁,徭役为累……蕃悉釐革,人尤德之”;[11]228“(蕃)令黄九载,循声卓迹不胜书”。

注释:

①清初通江“三李”是指李蕃、李钟壁、李钟峨父子三人。此三人虽均为中低级官吏,然政声颇佳,且均共诗善文,著述颇丰,为当时川东北文化名人。

②黄县即今山东龙口市。

参考文献:

[1]李蕃.诺水河李氏族谱记略序[G]//李高.咸丰李氏家谱.

[2]李能白.续家谱序[G]//李高.咸丰李氏家谱.

[3]锡檀.通江县志[G]//傅振伦.中国地方志集成.成都:巴蜀书社,1992.

[4]李蕃.黄县志(康熙)[G]//郝瑞平.清代孤本方志选.北京:线装书局,2001.

[5]李桓.国朝耆献类征[M].北京:中国书店,1984.

[6]李蕃.雪鸿堂文集[G]//季羡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济南:齐鲁书社,2001.

[7]尹继美.黄县志(同治)[G]//傅振伦.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8]方汝翼.登州府志(光绪)[G]//傅振伦.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9]张邦升.锦里新编[M].成都:巴蜀书社,1984.

[10]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11]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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