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巴古道界牌村

大和乡界牌村地处巴州区东北部,东北与通江县杨柏乡沙泥坪村、火炬镇连接,西北与巴州区官渡乡、通江县火炬镇接壤,东南与巴州区花溪乡天井村交界,西南与该乡回龙、板凳村毗邻,面积8.2平方公里。自古以来,为巴州出境东大门。秦巴古道穿行山脊三十余里。境内海拔600—800米,沙回坪(杀牛坪)、红碑梁、何家梁等山脊提纲挈领,构成山岭相携、田畴相间的山地台塬。

一、历史沿革

明清之际,界牌村是巴州、通江县分界线,立有官府区域分界碑(村民沿界牌交错分布),界牌村因而得名。清宣统前巴州设十一乡,界牌村隶属明山乡四甲地;民国隶属清江渡乡(领中兴、大罗塘、丝连垭、新庙子、板凳垭、新场),为大罗塘管辖;1949年政权变更,界牌村隶属大和乡至今。

明代石刻龙
明代石刻龙

考察当地地名,可上溯三国时期,此地始称沙回坪(后蜀程姓始祖程琼隐居地),后世称“沙回坪”或“沙泥坪”,因境内成土母岩为砂岩,沙壤土形成及流失而得名(见于程氏宗谱、清代墓碑),后来嬗变为“沙牛坪”或“杀牛坪”。亦说明清时代,古道商旅往来频繁,战乱不断,古道牲畜贸易、店铺及市场沿途增多;正义之师与匪患交织,起义与流民难辨,界牌村成为战乱重灾区,战争的波及,牲畜也未能幸免,“杀(沙)牛坪”因而得名(“牛坪”一名,见清代墓碑)。

沙回坪山属大巴山脉逶迤至通江西部山脉延伸。民国续修《通江县志稿·山脉志》:“石门寺山脉自石垭子分支南延为马家寨(一名天成寨),经双凤垭(山下有清进士朱昱父子墓)、沙泥坪(在治西七十里)南入巴中境为明山(在巴中花溪河西),别支南行讫于大罗塘。界牌村位居‘双凤朝阳’(在治西八十里双凤垭,前后两山各舒凤翼,中有圆峰如日轮,俗呼‘双凤朝阳’)和通江西至巴中要道(由治城三十里鹦哥嘴、三十里杨柏河、十五里沙牛坪接巴中县界,一百零五里巴中县),为通江入巴中要道,为旅省及赴嘉陵道署必由之路。”南来北往的政要、商贾、将士、行旅频繁驻足的要冲,讫于公元1958年。

太阳图
太阳图

界牌村二、四组沙泥坪山顶周围(面积180000平方米)为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该遗址属于山地文化类型,与龙山文化同一类型。据此推测,界牌村已有五千年人类历史。

秦汉以来,这里是秦巴要冲,是米仓古道主干道,是秦蜀商道和古驿道。境内留下大量先民文化遗存,如古驿道、岩墓群、墓葬群、古佛龛、客栈遗址等,至明清、民国时代,丰厚的人文底蕴,史不绝书,伴随人类社会进化(治乱)的脚步,走向现代文明。

昔高祖为汉王时,发巴郡夷人伐三秦既定,乃遣还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席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岁入賨钱,号为“板凳夷”。按“板凳夷”谓赋为賨,故呼为“賨人”。后汉张鲁据汉中,与刘璋为敌,璋以庞义为巴郡太守屯阆中以御鲁。义辄召汉昌賨民为兵(《巴中县志·拾遗》)。自汉晋以来,没于群獠抢攘,于齐梁魏周,故唐世统一,特简重臣镇其地,天宝末年夷獠乱之,宋乾德重文协侵之,元至正中明玉珍陷之,兵役不已,继以盗匪,尤以明末为甚。明武宗正德四年,保宁贼蓝廷瑞自称顺天王,鄢本恕自称刮地王,其党廖惠称“扫地王”,众十余万,置四十八总管,延蔓秦楚间,转寇巴州,人民死亡过半。明崇祯十年,张献忠乱蜀至顺治三年,献贼伏诛,“其间州中无主凡七年”。明末的“姚黄之乱”、乾隆六十年及嘉庆元年至七年白莲教起义、咸丰十一年“朱逆之乱”,多次犯境;1933年—1935年,这里大小战役5次,界牌村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界牌村特殊的战略位置,凡欲酝酿历史开头,或觊觎天下者,战乱硝烟进退必扰,也因此饱受战火洗礼。境内至今留下了可资凭吊的文化遗产,成为界牌村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符号或徽记。

二、历史文化

千百年来,村里人“质朴好义,民风敦厚,有先民之流”,“俗尚勤俭,民情朴实。”出入秦巴古道的兵、士、农、工、商往来不绝,驿路酒肆、商店始兴。尤其是官宦世家“叶落归根”,皇权不达乡村的宗法制度,乡绅社会的高度发展,乡村治理与繁荣,有其稳定的社会基础。各种形式的乡村自治组织成长,如家族治理下的清明会、夫子会、行业(五匠人员)自治组织、哥老会、同善社、义仓义田义学、庙产(会)等社会组织的存在与行动,最大限度满足了乡村社会公共需求。乡村公序良俗的形成,依赖乡村传统教育,如宗教角度的宣讲堂(圣谕坛)、私塾、宗族各种祭祀活动,包括传统节日庆典、社火及喜闻乐见的乡村杂耍。乡村伦理与道德构建,重点围绕乡民生、养、死、祭展开。族群在乡村教化过程中(尤其是乡绅或德高望重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因而乡村世代“孝贤传家、诗书传家、耕读传家之风”(200余人的乡村,私塾8处)被普遍接受,崇尚“演兵习武、保家卫国”,文武兼修的人格锤炼(村里有3处教场遗存),并深刻影响乡村社会的治理、道德风俗及行为习惯。即使是改朝换代或战乱影响,乡村的自建与自我恢复过程,深厚的文化信仰及生存伦理使然,无一例外同化或认同于传统的儒、道、释价值引领。

界牌村早期先民留下了多处文化遗迹(如賨人岩墓24处;獠人在山谷者穴居野处,死为石椁,无棺木,观山岩间石洞遗迹可见,宋元后消失或同化)、石棺葬群多处。战乱与频繁的人口迁移,賨人消失及诸多历史疑云,村内没有留下更多可供查考的文献与遗产(或更多考古资料佐证)。直至后蜀(晋)以降,程氏家族迁居此地,逐渐演变成土著,界牌村历史才逐渐明朗。

穿斗结构房屋
穿斗结构房屋

“元末明初之际,邑地荒废,间有自楚迁入者插占为业,旋经献贼扰蜀搜屠无遗。其窜匿保全者遂为土著。清初招来垦者日众,大约楚赣来者十之六七,闽粤来者十之二三,明中叶入巴者黑册,清代陆续入巴者红册,户口滋生日益繁衍”。清代多次战乱与移民,如康熙、雍正间,秦楚江右闽粤之民著籍,插占各因其故,习以为俗。水土所钟,其人大率质朴而少文,刚毅而尚气,勤苦力作,尚无纷华靡丽之习。男耕女织,耕田锄地,采薪拾橡,习以为常。考诸宗谱和明清碑碣,界牌村现有姓氏中,程、何、杨、王四姓历史尚早。程氏先祖后蜀弃官隐居,迄今1000余年历史。其余45个姓氏均属明清以后移民。界牌村移民尤以战乱(明清)、商旅、佃户(民国)、灾荒(清代、民国)移民为甚。截至民国初年,全村有二百余人口,姓氏25个;截至2015年,全村姓氏49个,人口1056人,是历史时期(1911年)人口的五倍多。历史时期“乡无巨富之户,而稍有田地者,亦能自食其力”信然。随着人口繁衍,社会制度演变,今日乡村虽有起色,但就乡村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全面评估,差距仍然很大。

历史上界牌村功名仕宦者近百人,程琼官至后蜀尚书,程桂芳兵部侍郎,程氏一门进士举子数十人。据《何氏宗谱》及河源神主碑载,清代何氏家族进士、举人、贡生就有9人,此外张、王、杨、李姓家族考取功名者,代不乏人。即使到1949年,乡村私塾仍有8所,功名不仕而授业解惑者10余人。按人口比例计算,界牌村明清时期的读书人取得功名数量空前绝后,为仕为师者不乏其人,进入文化鼎兴时代。2014年统计,自1949年以来界牌村大学学历者28人,可见后起之秀正随时运声名鹊起。

屯粮篼
屯粮篼

村里保留清代、民国时期院落数十处,其中四合院8套、三合院21套,保存较好的15套,年久失修的4套。木质青瓦,穿木结构,讲究建筑风水(环境),雕梁画栋,巧夺天工。木石雕刻精美,匾额雅致(清代以降3处),水壁(石)工艺精湛,古朴典雅,人居舒适,具有防潮、防震、书画艺术美等效果,协调山水自然,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自然生态观,植根村民衣食住行之中。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蒙昧时期,或经战乱匪患,岩居穴处躲避灾祸,生存与自救遗迹至今保留多处(如杨家岩、老龙洞、老石嵌等),为后世研究先民遗踪不可多得活文物(标本)。全村遗存36处古墓葬群、600余座古墓,是界牌村的历史文献,是露天石刻艺术博物馆。上溯秦汉,下迄民国,经典之作不胜枚举。

造墓风俗,历史悠久。村民说“造坟谓之修山”,坟前多旗杆及石狮。根据家境和不同的文化修养,与之相适应的规制造墓,充分体现先民的尊严意识,及“生之以礼,伺之以礼,祭之以礼”的生死价值观。惜“文革”毁坏,十不存一,诸多信息仅见于幸存的神主碑(如程道全、何源、何氏无名碑)。

三、风水地理

界牌村特殊的地理位置,历来就是藏龙卧虎之地。天地灵气所钟,今天仍然可以见到“青龙转案”、“虎踞龙盘”的历史遗痕。自古以来村民就有培育人文风水的传统,所谓“修人事与培风水”成为各地民俗。古道沿途的“九龙捧圣”的九龙庙,四十八总观的程村观,水、旱观音庙,龙王、土地庙等,寺庙、道观与宗祠交相辉映的人文景观,见证了寺庙与信仰历史,每座庙就是神圣的人文生态殿堂,心灵与生态的名山。寺庙花木荫翳蔽芾,古木森森,通过庙会与各种法会,或宗教仪轨传达出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关系,宗教与俗世生命共同体构建,成为信众或乡村的文化自觉,乡村将修桥、修(补)路、植树、放生作为善行的基本修为,备受村人推崇,并成为每个家族成员的身体力行、生死不渝、世代沿袭的家训。

传界牌古道植树始于三国,虽屡经兵燹或生态破坏,但这条古道两旁从来不乏植树后起者。《何氏宗谱》载,明清之际,何氏家族植树古道两旁,保存至今的古柏仍有285株,大者胸径近米,小则盈尺。《程氏宗谱》云:“明代国鼎栽柏树于祠堂地内,并作诗一首:‘数林柏树国鼎栽,千枝万叶捧祖台。枝枝青秀枝枝茂,枝枝永作栋梁材。’”

村民除道路、祠堂、住宅、寺庙植树外,尤其注重墓地植树,如太阳湾、柏林湾、三根柏树、黄粱树(黄连木)等地植树,历经数百年,展示不同家族的人文情怀。光绪年间,太阳湾程氏家族为保护墓地风水,专门立禁碑。

古树是乡村朴素风水保护意识和善行的见证物。祖宗崇拜和自然崇拜,阴阳五行学说,深刻影响了乡村文化走向及村民的生产生活习惯,大量古树遗存成为界牌村生态文化的历史注脚。

拴马石
拴马石

乡村自然农法和小农经济,经历漫长的历史时期,从新时期时代的茹毛饮血,到汉代农耕文明,賨人遗迹始终是其历史见证者,农业生产始终伴随古道的兴衰走到今天。战争和灾害是制约乡村社会经济活动的关键因素。程氏家族“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山造田,乡村龙神(地脉、水)、土地(生五谷万物)、观音(消灾祈福、拯救苦难)庙普遍修建,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先民对农耕要素的敬畏,满足村民的精神需求;相应的神灵道场或神坛,享受村民的顶礼膜拜,成为乡村农耕社会、经济、文化不可逾越的话题。

程姓家族隐居界牌村,程村的形成势成必然。通过开山造田(程氏夫妇打田坵),让其子孙耕者有其田,恒产、恒心成为农耕文化的传人。程村、程总观及多处寺庙、摩崖石刻造像形成,程氏显赫的宋代科名,程家祠堂的文化遗存,都说明与之对应的乡村经济进步与繁荣。明末清初战乱频仍,导致人口急剧下降,生存困难和经济衰退,移民和农业经济复苏历经数十年,加之农业基础脆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不足,农业生产及经济活动以种、养业自保。“自教乱以来,荒山老林尽行开垦,地无旷土梯田层矗立,弥望青葱,所虑暘雨不时,易于旱涸。”加之匪患猖獗,商旅不通,一家一户的农业生存之道尤难。清代中叶经济复苏,祠堂庙宇的复兴,人文蔚起,民居环境改善,商旅仕宦,叶落归根,农商兼营,客栈方兴。由此可见,一个时代的文化、艺术审美与经济繁荣程度互为表里。

纵观界牌村经济活动,基本体现了耕者有其产(田),富者田地十余亩,贫者三五亩。织布纺线,耕读传家,种、养业是其主要经济来源。以贫家小户六口之家为例,年产水稻三千斤,年猪二三头,此外家家户户弹花纺线、织布印染、煮酒熬糖,家庭小作坊随处可见,生计基本自给自足,日子悠闲散漫。客栈、行商、传统手艺等兼而有之,视为副业或家计(农业经济)补充,以应赶场过街及人情往来之礼。截至1952年,全村100余户人口中,有地主、富农10户,富裕中农6户,贫下中农80余户,赤贫者寥寥无几(占全村农户3—5%)。

界牌村的人文历史,无论器物(物质)创造,还是精神生活,在人文情怀、艺术审美、社会进化、宗教信仰、生计教化、自然生态等不同层面,沉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可谓秦巴古道“第一村”。其文化遗风深邃而淳朴,厚重而清馨,高古而圆融。脉动人类进化的关键历史节点,无法回避历史机缘与古道驿路,是有别于其他传统村落物质、精神财富、文化标识的。慨而咏之:“秦巴古道天地间,古风照临日月燃。千年驿道神鬼笔,万种风情龙虎伴。”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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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巴古道界牌村
大和乡界牌村地处巴州区东北部,东北与通江县杨柏乡沙泥坪村、火炬镇连接,西北与巴州区官渡乡、通江县火炬镇接壤,东南与巴州区花溪乡天井村交界,西南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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