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民国巴山（巴中）土匪名录及产生原因

巴山出土匪，并且土匪多。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十五年至三十八年，大大小小土匪有数十支之多。通江县已故文史专家李瑞明对土匪发生地考察、知情人采访，并查阅地方史料，以通江为中心搜集了到以巨匪王三春为最的18支土匪的活动和存续情况。而巴中县则有以彭良栋为代表的土匪群，南江亦有数支土匪，如长赤大匪首朱梗楠、下两宋竹修、关门魏鼎成等。由于土匪多，土匪四处抢劫焚掠，劫场的事屡见不鲜，劫城更是习以为常，“四川通江、平昌多次遭土匪堵住城门，抢劫一空”，“平昌县52个场镇，曾遭匪劫的有85%以上，个别场镇被匪焚毁殆尽”。

《 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 》

民国巴中土匪名录清单见这里。

王三春是巴山的头号大土匪，他生于清末巴中县（即今平昌县江口镇长垭村）。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年轻气盛的王三春因争夺山林树木与自己的族长、彼时的巴中首富王宗林发生争斗。自知闯祸不浅的他，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直接把王宗林的一间茅草房给烧了。知是老家是待不下去了，便只身一人逃亡到川陕交界处的大巴山深处避难。
　　
另一个大土匪是当年巴中县的彭良栋，他在巴中、仪陇、阆中三县交界处，势力庞大，有人枪400，机枪10挺。
　　
从岳池来通江的悍匪罗玉成，来时才六七人，后搜罗上千人，长期盘踞曲江洞，广贮粮草，四处抢劫关圈，绑票拉肥，洞口生于悬崖之上，国军多次进剿都奈何不得。1929年，田颂尧部干得洋团三千兵围洞三年攻之不少下，至洞内无柴方降，干以获罗之假头升旅长，罗由阴河潜出投王三春，被王所杀。

另一个踞洞之匪袁刚，长期盘踞高洞子，曾经攻打过红军。1935年他在巴山老林种鸦片发了财，广置枪炮，在陕西保安部队买了个团长当。回宣汉老家“光宗耀祖”，花钱如流水，两百个护卫一式短枪。1938年，上锋令其整编抗日，袁拒不从命，蒋介石令川陕会剿，被骗出洞，杀于汉中。

除开自然因素外，民国时期，川陕边界的大巴山匪患严重还与本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大巴山区域，远离川陕两省政治中心，政治统治相对薄弱，经济较为落后，边缘特征明显，易于形成政治和法律的空白点，加之交通闭塞，易于众多惯匪藏匿，为恶一方。民国时期的四川又长期处于军阀混战之中，直到1935年才完成行政统一。军阀混战与土匪横行相伴相生。特别是“防区制”的实行，各军驻防原地不动“就防划响”，“就地筹饷”，使防区之间俨然敌人，空白地带也就成了土匪的庇护所。其后，军阀之间混战自顾不暇，有时一县或数县守备队，总共只有一二十杆烂枪，如此单薄的力量是根本无法与土匪抗衡。混战也为土匪提供了武器弹药和人员的补充，战争之后“溃军过境，疲敝之兵，多伙聚于匪以安身，所荷枪弹亦皆接济于匪”，土匪也就出现剿不完的境况。

政治腐败与官员的贪腐使土匪与官府勾结。匪们以钱买官，官们招匪为官，以官卖钱，以匪剿匪，或明团暗匪，或由官而匪，或由匪而官，在官与匪之间自由变幻角色。四川军阀对土匪多采用招抚利用，在红军进入川陕边时，四川军阀企图进攻川陕根据地，就大肆招抚过土匪队伍。

加之民国时期灾荒频繁，水、旱、雹等灾害接连发生，人民遭受巨大损失，尤其是20年代四川连年亢旱。1921年四川遭水旱雹灾，共计62县受灾。1925年四川遭大旱灾，“蜀省饥歉，被灾达八十余县，饿死者三千万人，流离失所者不可胜计”。灾荒常常导致饥馑的产生，由于灾荒直接为匪的人也不在少数。1924年，巴中地区旱灾严重，灾民中“多留为棒匪，而富者受其劫略（掠），亦尽化为赤贫”。1927-1929年，川北诸属连旱三年，荒情最重，“赤地千里，粒米未收”。据华洋义贩会报告书称：“本省灾情最重者为川北二十九县”，“其中有秋收全无者，有略获薄收者，更有籽粮尚无着落者。受灾人民约有八百万之众。”因灾荒加入匪帮的贫农不在少数。1929年夏，通江、南江等县的饥民，“因生活无法维持，群起纷乱，红灯教不畏枪弹，肆意焚杀，反抗驻军”，“附之者已不下四五万人”。

政局长期动荡不平，军阀连年混战，军队招匪、纵匪，大量散兵流为土匪；军阀与地主沆瀣一气，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剥削压榨农民；自然灾害频发，对农村经济造成直接破坏，大量农民不堪重负而破产，被迫进入土匪队伍；加之本地边缘化特征，秘密结社匪化严重，更刺激土匪的滋生。“穷人无衣无食、无田可种、无活路做，被迫去当棒老二，造成土匪成灾。棒老二不是穷人干的，是国民党逼着干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

土匪肆虐迫使许多农民背井离乡，逃荒要饭，房无人住，田无人耕。大量农民脱离生产，甚至反过来破坏社会生产，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土匪的无法无天，进县城、乡镇场镇如入无人之境，让执掌各级政府的官员们谈匪色变，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社会治理，危极到国民党的执政地位，所以不得不进行一次次剿匪，如对王三春、彭良栋等的剿灭。但是小股土匪一直剿之不绝。

而对于匪患的治理，红四方面军在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时，为巩固苏区，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依靠群众，消灭土匪”，取得了成功经验。首先进行政治瓦解，争取土匪自新；开展土地革命，解决人民生计；通过军事斗争，消灭顽固土匪；建设群众武装，提高民众自卫能力；普有文化教育，破除封建迷信。多种措施并用，一些土匪主动自新，脱离匪帮。顽固的匪首进行剿灭，如“在苍溪、营山、蓬安、长胜、阆中等县即歼灭土匪3000余人。在陕南、万源、城口等地歼灭了不少股匪”，并“将长期盘踞大巴山的大土匪王三春赶到了镇巴、紫阳、城口边境”（《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通过多次围剿，把长期活动于西乡、镇巴县的山大王高树臣匪帮剿灭。长赤县剿灭了大匪首余海清等，较好地治理了川陕根据地的匪患。由于红军北上后，巴山土匪又蜂拥而生，危害一方。

巴山出土匪，一直到临解放时，依旧还是匪患不绝。解放初，国民党溃败下来的残兵，与当地土匪纠合一起，以陡峭的山峰为屏障，以险峻的古寨为依托，以幽深的岩洞为巢穴，时而化整为零，时而集零成整，昼伏草莽，夜出深林，飘忽不定，杀人越货，血债累累。抢劫乡场，打死工作干部、农民、解放军战士，抢劫财物难以计算，活动猖獗。1950年2月，巴中县近千名土匪围攻渔溪寺，抢走解委会的枪支。到1951年，通过军民配合、清剿结合，方结束30多年的匪患。

通江靳廷垣1950年2月率150余人，在洪口场发动武装叛乱。洪口区副区长邢玉泰壮烈牺牲。其余人员经激战后，因众寡悬殊，被迫撤离。他们占领区公所后，抢走步枪7支、子弹10箱、手榴弹14枚。月底，一胡姓前国民党军官率勤务兵一名，携机枪一挺、冲锋枪一支、大箱一口，欲向我军投诚，行至缘马路，二人皆为股匪刘本唐劫杀。同时，股匪伏定川、伏斌、伏洪络将红军家属谭碧鲜家7口杀绝。

1950年2月，南江匪首吴俊丰勾结王经典、屈令德，聚匪100余人，100余枪，往南江五郎庙与旺苍匪首陈廷辉策划，图谋攻打巴中城。沿途一带大肆骚扰民众，在土墙坪偏岩子枪杀解放军2人。同年5月，又与红罗党联合攻打通江青浴口、平溪坝驻军。经解放军多次征剿，匪徒纷纷投降，匪首相继落网。

为了保护初生的人民政权，解放军开展了大规剿匪行动，通过深入调查了解匪情，实行各个击破的方针，每到一地，就大张旗鼓地宣传《约法八章》，宣传“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立大功受大奖”的政策；并对土匪实行宽大，有意放匪归山，只要洗手不干，就一切既往不咎。在政策威力的感召下，受蒙蔽的群众，纷纷回家，即使一些主犯，也回了家。但洪口的靳廷垣却死抗不降，态度顽硬，后在解放军围剿下，躲在深山农民家，直到1952年9月被觉悟了的农民举报，走投无路才自杀。据通江县统计，在剿匪中共缴获各种枪支1100支、各种弹药17300余发、电台11部、各类炮弹290余颗。在1951年底的“土改”中，又缴获步枪10支、手枪2支、手榴弹56枚、大炮弹3颗、子弹3564发、六零炮弹2颗、土炮弹8颗、火枪1001支、刀矛1025把。

在强大的军事攻击压力下和政策攻心下，加上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如乡农会配合剿匪部队、区干队，侦察匪窝，通报匪情，破获了一个个匪部巢穴，抓获了一个个匪首，教育争取了大量人员自新。农会组织联防队，白天晚上除有专人在隘口要道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外，其他地方不分男女老少在割草、放牛、除草、犁田时都将站岗放哨、传递情报，即使漏网的土匪，也无法公开活动，只有逃亡或自首投降。大约在1951年底，川东北大巴山一带的土匪才基本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