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巴中 文化考证 乱世民国巴山(巴中)土匪名录及产生原因

乱世民国巴山(巴中)土匪名录及产生原因

巴山出土匪,并且土匪多。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十五年至三十八年,大大小小土匪有数十支之多。通江县已故文史专家李瑞明对土匪发生地考察、知情人采访,并查阅地方史料,以通江为中心搜集了到以巨匪王三春为最的18支土匪的活动和存续情况。而巴中县则有以彭良栋为代表的土匪群,南江亦有数支土匪,如长赤大匪首朱梗楠、下两宋竹修、关门魏鼎成等。由于土匪多,土匪四处抢劫焚掠,劫场的事屡见不鲜,劫城更是习以为常,“四川通江、平昌多次遭土匪堵住城门,抢劫一空”,“平昌县52个场镇,曾遭匪劫的有85%以上,个别场镇被匪焚毁殆尽”。

《 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 》

国巴中土匪名录清单见这里

王三春是巴山的头号大土匪,他生于清末巴中县(即今平昌县江口镇长垭村)。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年轻气盛的王三春因争夺山林树木与自己的族长、彼时的巴中首富王宗林发生争斗。自知闯祸不浅的他,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直接把王宗林的一间茅草房给烧了。知是老家是待不下去了,便只身一人逃亡到川陕交界处的大巴山深处避难。
  
另一个大土匪是当年巴中县的彭良栋,他在巴中、仪陇、阆中三县交界处,势力庞大,有人枪400,机枪10挺。
  
从岳池来通江的悍匪罗玉成,来时才六七人,后搜罗上千人,长期盘踞曲江洞,广贮粮草,四处抢劫关圈,绑票拉肥,洞口生于悬崖之上,国军多次进剿都奈何不得。1929年,田颂尧部干得洋团三千兵围洞三年攻之不少下,至洞内无柴方降,干以获罗之假头升旅长,罗由阴河潜出投王三春,被王所杀。

另一个踞洞之匪袁刚,长期盘踞高洞子,曾经攻打过红军。1935年他在巴山老林种鸦片发了财,广置枪炮,在陕西保安部队买了个团长当。回宣汉老家“光宗耀祖”,花钱如流水,两百个护卫一式短枪。1938年,上锋令其整编抗日,袁拒不从命,蒋介石令川陕会剿,被骗出洞,杀于汉中。

除开自然因素外,民国时期,川陕边界的大巴山匪患严重还与本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大巴山区域,远离川陕两省政治中心,政治统治相对薄弱,经济较为落后,边缘特征明显,易于形成政治和法律的空白点,加之交通闭塞,易于众多惯匪藏匿,为恶一方。民国时期的四川又长期处于军阀混战之中,直到1935年才完成行政统一。军阀混战与土匪横行相伴相生。特别是“防区制”的实行,各军驻防原地不动“就防划响”,“就地筹饷”,使防区之间俨然敌人,空白地带也就成了土匪的庇护所。其后,军阀之间混战自顾不暇,有时一县或数县守备队,总共只有一二十杆烂枪,如此单薄的力量是根本无法与土匪抗衡。混战也为土匪提供了武器弹药和人员的补充,战争之后“溃军过境,疲敝之兵,多伙聚于匪以安身,所荷枪弹亦皆接济于匪”,土匪也就出现剿不完的境况。

政治腐败与官员的贪腐使土匪与官府勾结。匪们以钱买官,官们招匪为官,以官卖钱,以匪剿匪,或明团暗匪,或由官而匪,或由匪而官,在官与匪之间自由变幻角色。四川军阀对土匪多采用招抚利用,在红军进入川陕边时,四川军阀企图进攻川陕根据地,就大肆招抚过土匪队伍。

加之民国时期灾荒频繁,水、旱、雹等灾害接连发生,人民遭受巨大损失,尤其是20年代四川连年亢旱。1921年四川遭水旱雹灾,共计62县受灾。1925年四川遭大旱灾,“蜀省饥歉,被灾达八十余县,饿死者三千万人,流离失所者不可胜计”。灾荒常常导致饥馑的产生,由于灾荒直接为匪的人也不在少数。1924年,巴中地区旱灾严重,灾民中“多留为棒匪,而富者受其劫略(掠),亦尽化为赤贫”。1927-1929年,川北诸属连旱三年,荒情最重,“赤地千里,粒米未收”。据华洋义贩会报告书称:“本省灾情最重者为川北二十九县”,“其中有秋收全无者,有略获薄收者,更有籽粮尚无着落者。受灾人民约有八百万之众。”因灾荒加入匪帮的贫农不在少数。1929年夏,通江、南江等县的饥民,“因生活无法维持,群起纷乱,红灯教不畏枪弹,肆意焚杀,反抗驻军”,“附之者已不下四五万人”。

政局长期动荡不平,军阀连年混战,军队招匪、纵匪,大量散兵流为土匪;军阀与地主沆瀣一气,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剥削压榨农民;自然灾害频发,对农村经济造成直接破坏,大量农民不堪重负而破产,被迫进入土匪队伍;加之本地边缘化特征,秘密结社匪化严重,更刺激土匪的滋生。“穷人无衣无食、无田可种、无活路做,被迫去当棒老二,造成土匪成灾。棒老二不是穷人干的,是国民党逼着干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

土匪肆虐迫使许多农民背井离乡,逃荒要饭,房无人住,田无人耕。大量农民脱离生产,甚至反过来破坏社会生产,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土匪的无法无天,进县城、乡镇场镇如入无人之境,让执掌各级政府的官员们谈匪色变,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社会治理,危极到国民党的执政地位,所以不得不进行一次次剿匪,如对王三春、彭良栋等的剿灭。但是小股土匪一直剿之不绝。

而对于匪患的治理,红四方面军在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时,为巩固苏区,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依靠群众,消灭土匪”,取得了成功经验。首先进行政治瓦解,争取土匪自新;开展土地革命,解决人民生计;通过军事斗争,消灭顽固土匪;建设群众武装,提高民众自卫能力;普有文化教育,破除封建迷信。多种措施并用,一些土匪主动自新,脱离匪帮。顽固的匪首进行剿灭,如“在苍溪、营山、蓬安、长胜、阆中等县即歼灭土匪3000余人。在陕南、万源、城口等地歼灭了不少股匪”,并“将长期盘踞大巴山的大土匪王三春赶到了镇巴、紫阳、城口边境”(《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通过多次围剿,把长期活动于西乡、镇巴县的山大王高树臣匪帮剿灭。长赤县剿灭了大匪首余海清等,较好地治理了川陕根据地的匪患。由于红军北上后,巴山土匪又蜂拥而生,危害一方。

巴山出土匪,一直到临解放时,依旧还是匪患不绝。解放初,国民党溃败下来的残兵,与当地土匪纠合一起,以陡峭的山峰为屏障,以险峻的古寨为依托,以幽深的岩洞为巢穴,时而化整为零,时而集零成整,昼伏草莽,夜出深林,飘忽不定,杀人越货,血债累累。抢劫乡场,打死工作干部、农民、解放军战士,抢劫财物难以计算,活动猖獗。1950年2月,巴中县近千名土匪围攻渔溪寺,抢走解委会的枪支。到1951年,通过军民配合、清剿结合,方结束30多年的匪患。

通江靳廷垣1950年2月率150余人,在洪口场发动武装叛乱。洪口区副区长邢玉泰壮烈牺牲。其余人员经激战后,因众寡悬殊,被迫撤离。他们占领区公所后,抢走步枪7支、子弹10箱、手榴弹14枚。月底,一胡姓前国民党军官率勤务兵一名,携机枪一挺、冲锋枪一支、大箱一口,欲向我军投诚,行至缘马路,二人皆为股匪刘本唐劫杀。同时,股匪伏定川、伏斌、伏洪络将红军家属谭碧鲜家7口杀绝。

1950年2月,南江匪首吴俊丰勾结王经典、屈令德,聚匪100余人,100余枪,往南江五郎庙与旺苍匪首陈廷辉策划,图谋攻打巴中城。沿途一带大肆骚扰民众,在土墙坪偏岩子枪杀解放军2人。同年5月,又与红罗党联合攻打通江青浴口、平溪坝驻军。经解放军多次征剿,匪徒纷纷投降,匪首相继落网。

为了保护初生的人民政权,解放军开展了大规剿匪行动,通过深入调查了解匪情,实行各个击破的方针,每到一地,就大张旗鼓地宣传《约法八章》,宣传“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立大功受大奖”的政策;并对土匪实行宽大,有意放匪归山,只要洗手不干,就一切既往不咎。在政策威力的感召下,受蒙蔽的群众,纷纷回家,即使一些主犯,也回了家。但洪口的靳廷垣却死抗不降,态度顽硬,后在解放军围剿下,躲在深山农民家,直到1952年9月被觉悟了的农民举报,走投无路才自杀。据通江县统计,在剿匪中共缴获各种枪支1100支、各种弹药17300余发、电台11部、各类炮弹290余颗。在1951年底的“土改”中,又缴获步枪10支、手枪2支、手榴弹56枚、大炮弹3颗、子弹3564发、六零炮弹2颗、土炮弹8颗、火枪1001支、刀矛1025把。

在强大的军事攻击压力下和政策攻心下,加上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如乡农会配合剿匪部队、区干队,侦察匪窝,通报匪情,破获了一个个匪部巢穴,抓获了一个个匪首,教育争取了大量人员自新。农会组织联防队,白天晚上除有专人在隘口要道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外,其他地方不分男女老少在割草、放牛、除草、犁田时都将站岗放哨、传递情报,即使漏网的土匪,也无法公开活动,只有逃亡或自首投降。大约在1951年底,川东北大巴山一带的土匪才基本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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