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军第四方面军放弃川陕苏区的原因

川陕革命老区军事斗争示意图
川陕革命老区军事斗争示意图

川陕革命根据地又称川陕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一个重要根据地,它地处川陕两省交界的大巴山和米仓山脉,这里不仅物产丰富,而且地势易守难攻。1931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以下简称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于1932年12月来到这里。到1933年10月,部队由入川时四个师一万五千人,发展到连原川东游击军在内的共五个军十五个师八万余人。创建了包括二十三个县市的革命政权、五百万人口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形成方面军发展史上的新高峰。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会议上讲话时称川陕根据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

1934年12月19口,刚刚结束反“六路围剿”的四方面军接到中央军委电报要求其“重新准备进攻,以便中央红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四方面军能钳制四川全部的军队”[1]P300。四方面军一边准备打破“川陕会剿”,一边着手准备策应中央红军。1935年1月22日中央军委再次电示四方面军“集中红军主力向西线进攻”[1]P304。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四方面军即准备全部渡江西进。3月20日四方面军开始强渡嘉陵江后,张国焘把原定留守根据地的部队、部队武装和一切后方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从此,四方面军离开了战斗了27个月的川陕根据地,踏上了新的征程。

放弃川陕根据地,历来是人们指责张国焘所犯的重大错误之一。对于张国焘为何放弃川陕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历史》认为“张国焘放弃川陕根据地这一行动,是由于对川陕根据地和整个革命形势作了悲观的估计。他看不到坚持川陕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和对于策应红军的重大作用,认为尾追中央红军的蒋介石嫡系军队会很快入川,红军将招架不住,不如主动撤走”[2]P494。也有书中提出“红一方面军的长征使张国焘认为这就是整个土地革命战争的失败,革命低潮和退却时期来临了,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于是想放弃川陕根据地”[3]P191。

而对于此问题,也有另外一种声音。徐向前元帅在1988年出版的《历史的回顾》中作了这样的分析“我认为放弃川陕根据地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第一,这是优势敌人的联合压迫。蒋介石以200个团的兵力实行“川陕会剿”,四方面军背腹受敌,舍弃根据地,实行转移,在战略指导原则上是应当允许的。问题在于没有坚持向甘南发展,这是失策。第二,川陕根据地后期民穷财尽,要粮没粮,要衣没衣,要兵员补充没兵员补充,这个客观原因不能不考虑。红军在这里两年多打了十六个月的大仗,造成各方面巨大的消耗。再加上张国焘推行鄂豫皖时期的那套“左”的政策,使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耗尽。红军只有转移,以图生存和发展。第三,是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与四方面军取得联络、一方面通报了遵义会议情况,另一方面要求派一个师南进,接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一直将此作为全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寻找机会进行配合。这一点红四方面军是坚定不移的。如果不是为此,红四方面军就直接出西北方向,另作他图了。能够实现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正说明红四方面军坚持了策应中央的正确方针。”2007年,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先生在对当年川陕根据地及嘉陵江进行了实地考查以后,在《通江苏维埃志》序中对徐向前元帅的分析表示赞同。

对于张国焘的评价,人们的观点往往被其后来的叛党行为所左右。但是,对于历史问题的研究,我们应采用客观的态度、辩证的方法,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张国焘放弃川陕苏区这件事,我比较同意后一种观点。我认为对于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这一行为,不应该把责任完全推到张国焘身上,说成是其“右”倾主义所致,应该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策应红军的需要等方面来分析。

一、当时的形势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妄图在短时间内将红军消灭殆尽。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被迫撤离了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国民党军队一直对其进行围追堵截。在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几乎陷入绝境。遵义会议后,中央为了尽快改变不利的局面,发电报给四方面军要求派兵南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四方面军此时刚刚打破了六路围攻,虽然取得了胜利却也元气大伤。而蒋介石准备趁热打铁,趁着四方面军还没有喘息之时对其进行大规模的“川陕会剿”,将四方面军一网打尽。为了执行中央命令,四方面军组织了“广昭战役”试图占领广元、昭化两城后,一方面可以向甘南发展,一方面有利于牵制敌人、策应红军。但是,敌人凭险据守,四方面军久攻不下,只能放弃原定计划。在“广昭战役”打响的第二天,四方面军收到了中央红军第二封要求策应的电报,于是四方面军决定趁会剿没开始前,迅速集中主力西渡嘉陵江对中央红军进行策应。在主力开始渡江时,根据地内本来是留有一部分部队的,但是当四方面军主力渡过嘉陵江后,敌军便马上占领了川陕根据地的大部分面积。胡宗南部于三月二十八日占宁羌,王瓒绪部四月四日占南部、十六口占阆中,唐式遵部八口占南江、长池[1]P314。面对这种情况,张国焘下令将留守部队及后方机关转移到嘉陵江以西,同主力会合作战并非没有道理,一方面可以保存实力,不至于由于兵力分散而被敌人消灭,另一方面避免了四方面军在保卫根据地和策应红军中瞻前顾后、顾此失彼。

二、军事力量对比

从当时国共两党的军事力量来看,无论是部队人数还是武器装备双方相差都非常悬殊。中央红军在向四方面军发出请求配合的电报时,部队人数己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减少到不足二万人。四方面军经过二年的发展虽然达到了八万人,但正规兵力也只有六万多人,两方面军加在一起也不过十万人。而仅仅蒋介石正在暗中策划的“川陕会剿”就有二十万人,随着中央红军的到来,蒋的嫡系部队也会随之而来,敌军的数量将成倍增长。此外,国民党军队武器精良且供应充足。他们不仅有自己的兵工厂,而且从德国进口了飞机、迫击炮、战防炮、高射机枪等先进武器,而四方面军使用的武器大多是从与四川军阀的战斗中缴获的,多数为土制品,而且,就是这种土制品也十分短缺。军事力量上的差距决定了四方面军要想成功渡江并策应红军,必须集中全部主力攻敌薄弱才有取胜的可能。而集中主力外线作战必定造成后方空虚,所以即使四方而军不主动撤离、根据地的存亡也是危在旦夕。

三、根据地内部情况

从当时四方面军自身的情况来分析。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固然以红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但川陕根据地的元气却受到了严重损伤。长年战争的消耗和破坏,加之张国焘推行第三次“左”倾路线,使川陕根据地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尽管党政机关全力以赴,投入医治战争创伤的中心任务中去,但短时间内难以收效,形势是严重的[l]P290。这一点徐向前元帅在其书中也谈到了,为了改变根据地无粮无兵源补充的状况,放弃根据地另谋发展也是无可厚非的。

四、执行中央要求策应的命令

执行中央命令,保证策应红军任务的胜利完成是张国焘放弃根据地最主要的原因。可以说川陕苏区是张国焘乃至四方面军的骄傲,当时流传着“中国革命就是两座山头,一座是井冈山,一座是大巴山”。四方面军的各级领导及广大指战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经历了无数次战斗,用了27个月的时间才换取了根据地暂时的稳定,张国焘不会轻易的就把它放弃。除了根据地内给养难以补充外,更主要的是四方面军认为,中央红军如果不是形势紧迫,是不会作出要求策应的决定的,因而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是头等大事。而面对如此强大、人数又占明显优势的敌人,四方面军不可能只用一部分主力来策应中央红军,万一失败了,给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将是无法估量的,而且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基本都在这支部队里。

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四方面军作了详细的部署。由张国焘指挥第三十一军和总部工兵营积极进行渡江准备,由徐向前指挥十二个团出击陕南,以迷惑调动沿江敌人,声东击西,为西渡嘉陵江创造条件,由陈昌浩指挥抗击东线敌人和逐步收缩战线1并开始组织造船,进行渡江训练,视察敌人沿江布防情况,选择最佳渡江地点等。四方面军渡江时,中央红军正在四渡赤水、转战黔滇,被国民党军追堵得喘不过气来,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的胜利,对国民党军是个重要的牵制,对中央红军摆脱困境起了有力的缓解作用[4]。

在成功渡江后,四方面军又为掩护中央红军北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渡江后,第三十军出北川县(现北川羌族自治县)南下,解放了沿途县镇,为中央红军的北上创造了良好条件,第四军则奉命开往更北面的松潘县,以阻止甘肃南部的敌军毛炳文部队南下入川,中央红军北上的右侧成都平原方向,完全被红四方面军屏护,没有任何后顾之忧[5]。

张国焘的一生确实犯过很多错误,但此时的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确是竭尽全力策应中央红军的,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包括会师后四方面军拨了三个团的兵力给中央红军作为补充,为中央红军送粮、送衣、送肉,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正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在根据地和中央红军之间,张国焘选择了后者。我们不能说此刻的张国焘“心怀鬼胎”,如果真的如此,他完全可以按照原定计划向甘南发展,也可以原地等待中央红军的到来。那样,四方面军就成了地主,而中央红军成了来客,这种宾主关系应该会更有利于张国焘夺权,那么历史可能真的要改写了。

如前所述,四方面军撤出川陕苏区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张国焘在自传中写道“敌人是了解我们的军事企图的。当我军渡过嘉陵江时,敌人即叫嚣“共匪企图在川西地区会合。”其对策自然就是隔离我们。敌方的电讯中不止一次表示:“朱毛红军已是强弩之末,不难在滇黔予以消灭,贺龙萧克的一股即第二、第六两军,统称第二方面军)在川黔鄂边界流窜,实力最弱,只徐向前的一股在川北地区,极为猖獗……”事实上,敌方的主要注意力也移到红四方面军来了[6]P210。由于敌人己经看清两大方面军即将会师,所以张国焘认为蒋介石大兵即将压境,对形势作出了过于严重的估计,但绝不至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虽然由于国民党的“围剿”使红军损失惨重,但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处于发展得比较顶盛的时期,不仅建立了根据地,而且军队数量也达到十万之多,中华苏维埃政府也己经成立,全国各省市都闪耀着革命的星星之火,这些都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而且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刚刚取得了反六路围攻的胜利,没有道理马上会变得“悲观失望”。从渡江后四方面军沿途对革命的宣传足以证明四方面军仍在为扩大革命力量而努力。

总而言之,放弃川陕根据地固然有张国焘对形势判断上的失误,但主要是由当时的情况及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决定的。四方面军坚持了策应中央的正确方针,这一点应给予充分肯定。对于张国焘放弃川陕根据地,我们也应该给予全面的、客观的评价。

(作者:葛沐 文献出处:传承 ,Inheritance & Innovtion , ,2008年10期)

参考文献

[1]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2]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3]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4]石仲泉.通江苏维埃志·序[Z]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5]党史新说:红四方面军为掩护中央而放弃川陕.新华网

[6]张国焘.我的回忆[Z].北京:东方出版社,1980年内部发行版

本站文章仅供学习参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sharexbar.com/post/7792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Captcha Code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

028-8888888

在线咨询: QQ交谈

邮箱: sharexbar@126.com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7:30,节假日休息

关注微信
微信扫一扫关注我们

微信扫一扫关注我们

关注微博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