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莲教起义的功绩和历史意义

白莲教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在削弱满清王朝统治、撒播反对封建专制火种和武装推翻封建王朝诸方面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白莲教是满清中叶“康乾盛世”时期最大规模的一次农民革命。它领导数十万民众，席卷五省二百余州县，历时九年半。消灭了满清调自十六省的数十万兵力和无数地主武装，击毙一二品将官二十多人，副将以下将领四百余人，镇压土豪劣绅一千余名(四川不下五六百，巴州亦不下四五十)。成为清政府由盛转衰、江河日下的转折点。巴州白号罗其清领导巴州三万多父老乡亲和苦难民众，与通江蓝号冉文俦合作，两次大会襄、川群英，三次建立方山坪、孙家梁、箕山等较为巩固的大本营。如同巨大火炬，成为第一(发展)阶段，四川农民起义的主力军与襄阳义军东西呼应，并揭开了第二阶段(高潮)的序幕;罗其清失败后，苟文明、鲜大川等长期外结广大群众，内联各股义军或残部，转战各地，先后杀死“贵胄隽才”的安禄、镇将保兴、副将朱槐、张应贵、游击王相龙、韩以明等将官以下数十人及无数清兵和乡勇。直到1804年苟文润等全军牺牲，1805年王世贵被捕杀才基本熄灭。所以“巴州白号”义军是白莲教各号中，自始至终坚持抗清到底，大小头目无人投降，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的一支声势最浩大、时间最长久、斗争最悲壮的队伍。

清朝政府镇压白莲教耗费了二亿两白银，相当其四至五年的财政收入，以致“国库空虚，财政奇绌(触，不足)”，各地荒灾日重，被迫向百姓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如诏令:“但治从逆，不治从教”。“招抚流亡，估业开垦”，并多次对被兵州县“豁免钱粮”。如巴州在嘉庆三至六年间地丁钱粮，俱一体宽免，七年免半，八年免十分之三，二十五年免正赋之二。全州人口，计自嘉庆十一年(1806)的92557人，到道光十二年(1831)达到了103819人，二十五年间净增21362人，较嘉庆元年(1795)的112320人虽仍少9501人，但加上道光三年拨归太平管辖的今万源西部地区人口，或许还略有增加。二十余年，垦植面积达1046余顷。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人民以休养生息之机。故《巴州志·赋税》载:“生齿日繁，荒山老林多为开垦，地无旷土，赋不增加”。(指道光七年州增加的2980口)，这当然都是白莲教起义长期的斗争和牺牲而得来的。

白莲教所提出的“清朝已尽”、“官逼民反”、“兴汉灭满”等口号，充分显示了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棚民，为求生存的坚定性和不怕死、不投降的英雄气概。体现了农民革命的伟大力量、促进了人民的觉醒和斗争、对推动历史的进程都起到了不可估量了作用。

“巴州白号”与各号义军都是在“康乾盛世”末崛起的。自1796年底到1805年6月的整个革命过程中，浴血奋战与奋不顾身的精神相终始，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人民英勇顽强、坚贞不渝的革命传统。如罗其清在革命中五次抵制了强敌的招抚，大鹏战败，牺牲的三、四千人无一降者，最后槛车北京被磔[zhé]犹视死如归。鲜大川在陷入绝境时拒绝投降，在亲人谋杀、叛徒诱杀中拚死相抗，最后壮烈牺牲。义军老将苟文明以“合族”和“一家三代”的代价，纵横川楚陕甘四省数万里，“迭挫强敌，被视为最狡恶者”，多次对敌人“招抚免死”的阴谋，横目以对，招致被赏格购头。1802年革命低潮时，随身二三十人，仍出入老林坚持战斗。7月，身边仅数人被重围于花石岗，
犹奋力抵杭;终于跳岩牺牲而不愿受辱;身为革命最后阶段领袖的苟文润(文明族弟)居然以“畸零教从与数万兵勇角逐南山一隅，腾矫如猿，忽陕忽川”，杀死敌副将以下数十人。既无视敌人的“悬赏购捕”，更怒杀前来劝降的官吏，使“巴州白号”的旗帜从起义开始一直打到最后清朝政府宣布“五省白莲教肃清”为止，自已终与南山老林共存亡，流尽最后一滴血。

“巴州白号”罗其清父子(女)兄弟叔侄、鲜大川弟兄叔侄、苟文明弟兄父子、叔侄及各族宗近百人在斗争高潮时忘我奋进，斗争低潮时，前仆后继，与各地义军及其领导下的数十万群众(巴州约三万余人)，视死如归，留下无数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业绩。充分表明“中华儿女有同自己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慨”。两百年来，激励着千百万炎黄子孙，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而舍生忘死、勇往直前。

“这次起义遭到镇压后，白莲教徒的斗争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进行着。‘支流余绪，蜷伏各地，巧立名目，以避侦缉’先是以河南滑县李文成及京师林清为首的‘天理教’和以其类似的‘八卦’、‘荣华’、‘红阳’、‘白阳’诸教，遍布于直隶、山西、河南、山东等省，他们和白莲教一样，入教者要缴纳‘根基钱’，又叫‘种福钱’，援引白莲教经卷中‘二八中秋、黄花落地’之说，谓应在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起事。

至期，林清兵分两队攻入北京紫禁城，与清廷护军在‘隆宗门’外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起义军射在‘隆宗门’匾额上的箭痕至今仍保存着。后义军因寡不敌众，为清兵‘火器营’击败。林清被捕遭难，李文成亦在河南辉县司寨兵败后‘举火自焚’。

道光五年四川新都白莲教徒杨守一，编印教义经卷散与群众，事发，四川总督戴三锡擒而斩之。道光九年，南川县罗声虎弟兄，倡青莲教，‘从习日众，皆赤贫无赖’，曾率数千人起事，与清军、团练相时杭，后被镇压。在中原腹心地区，‘安徽之卢、凤、颖、毫，河南之南、汝、光、陈(诸州)，向有白莲余党，以朱染须，号曰‘红胡’，每一股谓之一捻。小捻数人、数十人，大捻二三百人’。为‘捻军’之始。从嘉庆年间一直持续到咸同年间，捻军终于发展成为燎原之势，与太平天国相呼应，给清廷以致命的打击”(黄钧宰《金壶七墨·卷四》)。

“其后，光绪年间又出现了著名的‘义和拳’运动。义和拳相传为‘八卦教’的一支，也是白莲教的余绪，与‘大刀会’、‘虎尾鞭’，蔓衍于江淮之交及黄河中下游。尤其在妇女中亦有‘红灯教’‘灯花教’、‘燃灯教’等，同样承继着白莲教的事业，与统治阶级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

综上所述，足见川、楚、豫、陕、甘五省白莲教义军播下的火种，虽经清朝政府反复镇压，然其火种却经久不灭，屡玻屡起、前仆后继;白莲义军的英雄业绩，激发了一代又一代人民的“历史进取精神”。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拚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就是在封建史家充满阶级偏见的史著中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他们是民族的脊梁。”白莲教起义英雄们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视死如归的革命勇气、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至今仍激励和鼓舞人们以身许国，为振兴中华而自强不息，奋斗终生

据蒋维明《川楚陕白莲教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