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讲述的是大巴山里一个普通农民之子的故事，这里采撷的是其人生长河中几朵跳动的浪花……故事的主人公是通江县委书记刘道平。他以做人的“真”与为官的“实”，实现着自己庄严的承诺：不能也一定不会让通江的父老乡亲失望！
（一）
时年39岁的刘道平，当过生产队会计、村党支部副书记……是从最基层走出来的县委书记。
1995年10月，刘道平告别家人，只身来到了通江，很快地，他便明白了肩上担子的份量：这里，农民收入低，财曲捉襟见肘，职工工资拖欠……这个集老、边、山、穷于一身的地方，向前挪动一步都十分困难。
如何当好这个穷家？对刘道平来说，所能做的，就是静下心来，认认真真调查，小心翼翼决策，扎扎实实工作。
上任伊始，他没有搞新官上任三把火，更没有搞一些看上去光彩的“政绩工程”，而是倡导一种务实向上的“政绩观”，力求在政通人和、干部真抓实干的氛围中，实实在在为通江的父老乡亲做几件好事。
刘道平说：老百姓都很实在，心里清楚得很，在他们面前，为官要实，为人要真。今后，要以农民纯收入增加的比例和农民负担下降的绝对数来综合评定干部政绩，对埋头苦干抓生产发展的干部予以重用，对那些惯于只“取”不“予”的“税费型”和乱铺基建摊子的“建房型”干部要坚决换掉。每一位领导都要有“垫背意识”，把政绩建在百姓心目中去。我们这样的国贫县，本来就经不起折腾，如果我们这些领导一拍脑袋一个主意，急功近利，好大喜功，那就会害了老百姓，苦了老百姓。在封建社会，包拯、海瑞这些人都有“忧民、为民”的精神，我们20世纪90年代的的党员干部不能不如前人。林则徐说得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以利害趋避之”。
为解决政令不畅、虚报浮着等问题，刘道平探索出“四级督导网络”：在县里，建立县委政研督导室；在各区镇，派出20余名副县级领导担任区巡视员；在各乡镇，派驻了76名县级部门中层以上干部担任驻乡督导员；在农村，选聘了100名农民信息员。“检查、督导”畅通了政令下达和信息反馈的渠道，解决了基层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难题。为督导县级干部抓大事，抓实事，他又倡议建立了内部简报“本周大事记”，专门通报县级干部在抓什么，干什么。
他主张多下基层，多调查研究，多办实事；少坐机关，少开会，少说空话，以良好的党风取信于民，以突出的政绩造福于民，做到仰不愧于党，俯不愧于民。
上任以来，刘道平每天的工作日程都排得满满的，八小时根本不够用，常常是十几、二十小时连轴转，很难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休闲日，就是回家，也是借公干之机顺便看看。他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下农村，跑企业，访贫问苦，了解社情民意上。不久，哪里产耳，哪里出茶，哪里的水稻成熟早，哪里的农民收入低，他都了如指掌。一次，刘道平在曲滨乡辘家山村一社调查，他看到当地农民正在打微水池。有几处既无来水,又无积雨面积，这怎么行？他叫来社长问：“你们一共挖了多少?”社长答:“14口”“那你说说其中有多少是形式主义？”“有3口”社长吞吞吐吐。“那这3口马上停了，有人问就说是我叫停的。”刘道平赓即到区上,与区委一班人交换了意见，他语重心长地说：“形式主义劳民伤财，我们干工作要求真务实呀！”返县以后，又多次对形式主义作风进行了严厉批评。
群众看干部，干部看领导，特别是看到刘书记动真的，来硬的，干部作风随之大有改观。
（二）
刘道平上任那阵，农民的负担问题较为突出，一些上访群众在办公室门口等他,在路上拦他，甚至到家里找他。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不仅仅是多收了老百姓的几个钱啊。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势必影响党群干群关系，影响农村稳定和发展。必须花大力气抓减负工作。
他到全县13个区镇的大部分村、社、农户进行明察暗访，摸底调查，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后,组织了8次专题研究,制定策略。很快，减负的具体举措陆续出台，包括“六不准”:不准将工商税摊派给农民；不准税费平均摊派；不准贪大求全层层铺摊子搞基建;不准用农民的钱修楼堂馆所、购车、请客送礼；农民负担项目和使用管理必须公开，不准钻空子；收取税费过程中，不准使用粗暴方法,谁违反，处分谁。还定出了“一三二”:一坚持——坚持发展生产;抓三控——控制基建、控制总额、控制“三乱”行为；发“两书”——基建通知书和农民负担卡。还给全县15万农户送去了县委县政府《给全县父老乡亲的一封信》，信里公开讲：“如果哪里的干部擅自加码，我们就处分哪里的干部”并规定了1996年人均负担的最高限额。又在76个乡镇分别设立了农民负担监测点，聘请了百名农民信息员。县上组织几大家领导带队逐乡审核了农民负担下达数，果断地把超限额部分砍了下来。他还亲自参与查处了双泉乡、板桥乡等地一批顶风违纪加重农民负担的典型案件。功夫不负有心人，闹得沸沸扬扬的农民负担问题得到了平息和妥善处理。
农民反映的问题有了着落，质朴的乡亲单是从这件事上，就掂量出了县委书记的爱民之心、恤民之情，他们除了对他充满感激,更增添了一份信任。
有难题找刘书记。11个月时间，刘道平就收到800多件群众来信,有反映情况的，有揭露腐败的，有提占建议的，有称颂褒扬的……刘道平,平果然不负重望，对每一件来信,他都亲自拆阅，对反映的问题及时责成有关部门和人员处理，重要的还亲自调查。不止一次，一些上访群众因反映的问题得到刘书记及时、妥善地解决，跪在他面前作揖瞌头，泪涟涟地称他“青天大老爷”
“民心是杆秤”啊。
（三）
作为县里的最高决策者，刘道平日夜思忖着如何使通江的父老乡亲尽快甩掉“穷”帽子。“通江是有希望的，不该总是受穷，守着青山绿水要饭吃，怎么也说不过去。”
问题是如何挖掘自身潜力，在“老、边、山、穷”上作好文章。
以刘道平为首的一班人立足县情，创造性地实施地委行署决定的以玉米生产、农田水利建设、经济林开发、畜牧业发展为重点的脱贫致富“四大工程”。于是，在凛冽的寒风中，在骄阳的炙烤下，在田间地头，在寻常百姓家……时常都有刘道平和县委一班人的身影，他们讲道理、送技术、鼓士气，引导农民的生产。辛勤的劳作终于换来了丰硕的果实。
1996年，全县玉米推广良种百万斤，总产达1.8亿斤，比历史最高年的1995年净增一个亿，农民人均增收110多元。“玉米书记”刘道平也在全县人民心中扎卞了根。
农田水利建设在已有的成绩上，进一步发展，实行大、中、小、微相结合，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建设微水、微机相结合的“双微”大县，形成“小康村”、“文明村”建设模式。特别是微水池建设，率先走出了“池园结合——池园经济一一池园文化”的新路子，成为全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先进典型。
县委、县政府围绕“山”字转，抓住“特”字办（企业）,提出了“把企业办到山上去，用市场经济手段快速高效建设百万亩经济林”的目标。如今，山上集体的、个体的、国营的、合股的，各种形式的开发都有。去年以来，县级86个部门投入资金300余万元，办“企业”113个，领办经济林近4万亩，带动全县新开发7.5万亩，形成了万亩茶叶、万亩干果、万亩耳林、万亩杜仲的四个“万亩基地”。
1995年底，全县畜牧业产值达2.1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44%,畜产品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0%以上。而今，全县正在加紧建立50个商品猪基地乡、10个黄羊繁殖场，巩固了九千多户秸杆氨化养牛大户，基本形成了“半壁河山是牛羊”的格局，有效利用了县里的资源优势，极大地增强了农村经济发展后劲。
“四大工程”的成功实施，带动了全县经济的全面发展，换来了父老乡亲们的张张笑脸，更燃起了人们心底的希望。刘道平并不满足于此，他带领一班人，犹如钢琴大师，弹奏出通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音符。抓工业,果断从县级机关下派精明能干、开拓进取的年轻干部到亏损企业挂职工作；抓旅游，成立了诺水河风景区管理委员会,使风景区建设、旅游业发展有基地、有依托，管理工作走上正轨;抓基础设施建设，通江至陕西南郑88.8公里路加宽整形如期竣工，通（江）巴（中）、通（江）达（川）100余公里油路通畅，城镇建设正努力争取创省级卫生城市。对于这些成绩,刘道平谦虚地说:“功应归于领导集体同心协力，归于全县父老乡亲的艰苦奋斗，作为’班长’嘛，不外乎是团结人、出主意、用干部、重督导……
（四）
奢侈享乐历来与一名真正的人民公仆无缘。身为县委书记，刘道平生活极为简朴。出差不住高档宾馆，不超标准就餐，不乱开支，还常常告诫随行人员；通江还很穷，不能与外地攀比，更不能显阔气。下基层，不事先打招呼，不带记者，不搞新闻报道，轻车简从。尽量不在基层吃饭，实在要吃，也只是在职工食堂吃点便饭。这些年来，他的职位在不断升迁，但他始终未松“清廉”这根弦，处处严于律己。他到通江后，家乡的亲戚朋友找上门来，送钱送物，好说歹说，要他发个话，找个工程包，他没干，把这些人给撵回去了。他们骂刘道平当官不认人。有一位至亲赌气抱怨：“刘道平不收钱，以后也没好下场，别看他现在神气”。
在世人眼里，刘道平“官龄”也有10余年，照理说家庭条件很不错吧。然而在平昌的“县长宿舍”着实出人意料:住在单元宿舍的顶楼，家里至今无一件高档家具，唯有挂在竿子上那沉甸甸的腊猪肉最为惹眼。帮忙去平昌搬家的同志清楚地记得，那是雨过天晴的第三天，骄阳似火，而屋顶上的积水，仍嘀嘀嗒嗒漏个不停。
目睹通江在原有基础上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通江人感激这位日夜操劳的带路人。而面对全县父老乡亲眼巴巴的厚望，刘道平倍觉步履沉重，任重而道远……
来自：《四川监察》1997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