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爷爷(叶良一)讲抗战的故事

爷爷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花甲之年的我和巴山儿女都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

爷爷说，抗战支前选人和用人比组建机构更重要，我筹划发动通、南、巴三县，后来当上本县参议长的王翼民、李少确和李劲枝三位先生，在全川率先建立起县一级的“抗战支前运动委员会”，由各县党政军和参议会的第一负责人为主要成员。

爷爷听说东北流亡来四川的许多大学生，在本县没有找到工作，逗留“巴江旅社”多日，他提出建议，“我县政府可安排中小学校接收安置，没有住房，可以借住我家。”不久，东北来的中共党员程苏戈女士和她的未婚夫高洪霓住进了叶公馆，程苏戈去各中小学校联络，找到参加过北京“五四运动”的教育界人士赖虚室和邱苔荪联合中小学校长陈寿先、钟定九，组织师生学唱《义勇军进行曲》和《芦沟桥问答》等抗战歌曲，“陕北抗日军政大学招生启示”张贴到巴中，爷爷鼓励平昌县晚清翰林余唤文的孙女余简澜（兰）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她曾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邓小平的机要秘书和新中国的四川省高等教育局局长。

爷爷说，我倡议各学校最早组织起“抗日义务宣传队”，以中小学生为骨干，以教唱抗战歌曲等方式，深入城乡宣传全民抗战，巴中化成乡民间艺人杨子珍，以自己特长的民间竹制乐器“竹琴”，独自一人，走村串户，义务为巴山人民敲响“瓷磅磅”,唱出《长城谣》、《岳母刺字》等精忠报国的爱国戏剧片断, 足迹遍布通、南、巴三县城乡，我与他在抗战中相识，后来在政协又共事。

爷爷说，我在巴中发动了抗日签名运动。大巴山几百万人口，争相签名，没有文化的人请有文化的人签名。爷爷在1938年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述：“柳林乡今天逢场, 抗日宣传队离开后，还有两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婆——陈氏和肖氏（都缠过小脚）她们扶杖赶来,而我们宣传队出发奔赴县境的下八庙场，当她们赶到柳林场，听说宣传队已经走了,有人说，‘你们老了又是小脚女人，赶不上啦，别去了！’她们回答,‘难道我不是中国人吗？’两位老人追了二十几里路，一直追到焦垭河，才追上我们抗日宣传队。她们委托学生为自己签上了姓名，慎重地押上了自己的指纹印，脸上才有了笑容”。

二、“四出”精神　感天动地

我都当爷爷了，而爷爷从小给我讲的故事，我至今不敢忘记，我还要讲下去，讲给我的小孙女叶祖涵和全国的小朋友们。

我童年时巴中还是一个两万多人口的小县城，听说发现了奇迹，几乎全城的人都要传遍，几乎多数人都要去现场观看，弄个明白。一次突然听说城东的杨家坝发现一颗很大的炸弹，我跟随哥们跑去看个究竟。原来“一颗约一米多长，直径约三十多厘米的铁壳炸弹投落在空旷的巴河大沙坝里，弹头冲进了河沙的深处，腰和尾翼裸露在荒郊野外”，后来弄明白了，长辈说“1939年，日本飞机晚上偷袭陪都重庆，误把巴河当长江，误把巴中县城当重庆来狂轰滥炸而投下的，这是其中的一颗，是尚未爆炸的哑弹”，这颗罪恶的日本炸弹，现存巴中川陕博物馆，爷爷给我讲大巴山人民后方的抗战故事，就是从此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