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说，1940年,我国的国土大部分沦陷, 造成国家财力维艰，作为有影响力的退役将军，他四处奔走，号召川东和川北的大巴山人民，“决不甘心做亡国奴，掀起抗日捐献活动高潮。”他带头捐献了自己所有的钱财，到川东北各县城乡宣讲：“我这次来，专为抗战献金的事。因为，日本占领了中国，我国抗战时期的财政收入减少了千倍万倍，支出却一天比一天庞大。抗战以来，国力耗尽。现在，前方飞机和武器弹药缺乏，没有武器弹药怎能打鬼子？我们的将士，就在我讲话的这几分钟里，不知有多少人与日寇在战场上拼刺刀而壮烈殉国。同胞们，今天，我们大后方的安宁，四川的安宁，本县的安宁，是前方将士以血肉之躯,重新筑起的万里长城！他们阵亡了，家里的妻儿老小，是不是孤儿寡母呢？同胞们，是不是应该拿出良心来，想一想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想一想我们的先人和子孙后代，想一想我们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因此，我请各位新朋故友,做一点良心的贡献吧！前方的将士，连生命都奉献给我们了，奉献给祖国了，难道你还想当亡国奴吗？你还在犹豫什么呢？”
人们的爱国热情被激发出来，犹如火山爆发。抗日救国，节俭献金，如火如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决不当亡国奴，荡漾巴山蜀水。
爷爷说，出川抗日将士的武器和装备十分简陋，中央不拨军费也不解决装备，到寒冬腊月，川军每人身上穿一件单衣和一双草鞋在前方杀鬼子。草鞋是将士们人人动手，自己打的，我曾动员我的书法学生，巴州二小校长陈懿德女士出面，倡议城乡妇女开展为抗战捐献布鞋的支前活动。在妇女界人士的努力下，全县妇女以“母女间比赛做鞋的手艺和质量，姐妹间比赛捐献抗日布鞋的数量”的爱国捐献活动，在巴中最先开展起来，在四川各地倍受推崇。
爷爷说，购买战斗机，保卫陪都重庆，轰炸日本东京，通南巴三县捐献了“忠义号”战斗机一架。巴中中学前任校长，享年96岁的陈寿先先生和许多今已作古的老人也向我讲过这一无人记述的史事。至今，还有健在的当事人，原“巴中日报”新闻记者，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退休干部姚远先生向我讲述过，“那个年代，谁不叫穷。可是没有钱怎样能打仗？当时巴中筹集抗战资金的办法，也太奇特了。师生们请书法家叶良一将军书“抗战爱国”四个大字，装裱成横幅，他们打着旗帜，走上街头，叶将军两个儿媳和两个女儿都带头捐献了她们平时都舍不得佩戴的金银首饰，人们竞相献出珍贵的金银首饰，镶嵌其上。不出一月，通南巴三县捐献金戒指200余颗，金镯子13只，金耳环300余副、金项链360余副，金砖61块，创全省的县级最高纪录。女校长陈懿德将“抗战爱国”四个大字，镶嵌满金银后，捐献还在源源不断，她只好在字外，用金银围成了长城图案。”
爷爷说，1942年春，我以巴中县参议会副参议长身份，出席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听到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在大会上表彰通南巴的爱国运动，他说：“通南巴的带头和四川全省的抗日捐献运动，震动了全国和全世界，也震惊了我们的敌人。这个伟大的数字，就像一颗巨大的炸弹，飞到东京，把日本的东条英机内阁炸翻！”
第三，出物资。
抗战期间，为了保障前线百万川军的军需供给，通南巴人民节衣缩食，除了缴纳沉重的田赋公粮，还要捐粮、借粮和征粮。仅巴中一县由水路运出的粮食，主要是稻谷，不少于一百多万担，每年不少于十万担，足够三万抗日勇士一年的军粮。同时还征调棉花二万余担，送到重庆加工军用被服。社会各种捐献活动方兴未艾，仅布鞋一项，就有二十五万多双。川东北各县开展了婆媳之间，妯娌之间和姐妹之间竞相捐献军用手工制品为光荣的全民抗战，形成人人支前的社会风尚。
第四，出力。
爷爷说，“抗战时我国军事、科技和交通落后，当时平均三个支前民工，才能保证一个前方将士的后勤。算一算，四川出兵三百多万，干后勤工作就不少于一千万人。每一年，我们通南巴三县，出动劳动力支援前线，有十一万人左右，几乎家家户户出人。抗战时期我们通南巴的人，少有文化，素以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精神著称于全省和全国，也引以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