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巴城24公里的巴州区梁永镇，如今繁华如都，而民国时期梁永场的街道、建筑、商贸、码头等多个景致，早已荡然无存。
民国之前的梁永场，只一条独街，下自王爷庙，上至义学堂（原小学），约摸千米，泥巴路。有史料载：民国二十年间，梁永场中间有一条约摸五尺宽的大水沟，每隔五六十丈有一凉亭，连接两边，方便过往。1932年罗列宿当乡长时，募化钱粮，填平水沟，拆除凉亭，并在两边房檐下面上滴水石板。1935年后，街保李养元出面募化钱粮，开石板铺面好了街面。
民国初，梁永场住户不足三十，人口不到一百，萧条、破旧。民国中期，街上自上而下先后修建的万寿宫、关帝庙、、禹王宫、王爷庙大气经典，古朴厚重。两庙、两宫均为古建造风格，其中万寿宫、关帝庙、王爷庙修有戏楼，并设有厢房供尊贵宾客看戏。万寿宫塑文昌菩萨，王爷庙塑王爷菩萨等多尊佛像和神位。除禹王宫外，其它三座庙均建有周长约六七十米、比庙高出两米以上的烽火墙。烽火墙以特制空心砖砌，与隔壁民房间离，主要功能是防火防盗。街两头的万寿宫、王爷庙还有街门，偌大的木料做成的双扇大门，相当结实。夜晚门一关，人难人，主防土匪盗贼抢劫居民财物。民国后期，乡公所设关帝庙戏台对面，人口处有一对大石狮落座左右。门上书有“奉公守法、正己化人”对联。十几步石梯拾级而上，但见一尊九尺高的泥塑关圣夫子肃然屹立。至新中国成立以前，除为官的发财人程明德、程子良、万子怀的店子稍好点，其余住房都很矮小，均为木板平房，房内大多是篾巴编制的草泥墙。靠河边的房子临街面比较整齐，房后大多设吊脚楼，伸前缩后，参差不齐。
民国时巴中全县有码头35处，梁永河码头最热闹。从矮礅子到洗布石，往返的大小船五、六十只停泊，最多时上百只停靠，还有来自三江、恩阳、南江等地的船只。除运输船，还有不少渔船。运输船中，小则载重四、五吨，如恩阳河滩浅下来的“瓢勺儿”船，头大尾小，又名“双凤眼”；大则载重二三十吨、四五十吨。最大的“舵龙子”，可载重百吨，是绅家杨升儒、罗俊聘、罗太希等造，16个艄公推，专等洪水推到重庆连船带粮卖掉赚大钱。梁永码头的船只主要是装粮出口，运往合川、重庆。粮食主要来自本乡和顶山、玉山两区农民肩挑背扛，短时间收不够吨位，所以码头的船只停泊多、停靠长。特大“舵龙子”因洪水未涨到位，有的在岸上一搁几年也推不出去。
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初，梁永场赶集日为三六九。除本乡百姓，周边双凤、三星、独拍、三江等乡村赶梁永场者频多。加之盐贩、布贩、刀剪等百货生意客比比皆是，故集日很是热闹。挎筛筛卖针头麻线的叫卖声，头顶簸簸卖提糖麻饼的吆喝声，王水烟儿“老弟，烧一口”的喊叫声，各摊摊讨价还价的交易声，不绝于耳。场上有两家烟馆，三家茶馆，还有善堂和王爷庙两处押“红宝”的赌场，围观者堆成山，人声鼎沸。特别是茶馆，有说评书的，有打“齐乒乒”（相当于竹琴）的，还有弹唱小曲的，老小观众甚多。掺茶的吆司手提铜茶壶，壶嘴长一米多，客落座吼“来茶！”吆司大应“来啰！”上齐茶碗，吆司老远将滚开水飞泻而下，不偏不倚，滴水不漏掺人茶碗，随即帮客人盖上盖儿，鞠躬后退吆喝道：“请慢用！”逢年过节必唱川戏，大多是本乡戏班子演出，也时有外地戏班来梁登台。民国26年(1937)持续大旱，合川、重庆戏班来梁永演川剧48天，唱的是请雨戏《锁寒灵》。每年春节天天如集日，正月初三开始耍火龙、烧花儿，正月十四倒灯，晚上耍火龙，唱皮影古戏，白天拉花船、踩高脚、抬社伙、看西洋镜，热闹非凡。
民国时的市场交易，有比较严格的指定地点。上街万寿宫戏楼脚下，主要是卖棉花、卖线子。现水管所附近有个坝子是牛市。挨戏楼不远是卖柴的地方。中街关帝庙处卖米粮、卖蔬菜。关帝庙下边敞坝是猪市。关帝庙往上30多米处是市。中街下边（现医院）一段是布匹、绸缎市场。布匹是本地农民织的，绸缎是商贩从西充贩运来的。下街王爷庙是盐市。盐市不远处是鸡、鸭、兔等畜禽市场和烘笼、娃儿背篼、竹席等篾货摆点。街上居民做烟酒、陶瓷、铁货、鞋袜等百货生意的，各自在门前摆摊经营。
民国时期梁永场的小吃很多，富有特色的有烧腊（卤菜）、砂糖油膏、提糖麻饼、芝麻饼、油面坨（俗称狗卵坨）、糖丸、敲敲糖等。这些小吃食品，手工独特，色鲜昧美。特别是提糖麻饼，最早是曾德慎、魏诗华两家，后来是刘玉碧、杨克善、程福德三家，几代世传。主要原料是小麦面粉，经过麦芽发酵、红糖揉面、芝麻脱皮、醪糟浆芝、红糖包饼、芝麻筛团、放人熬子、上柴下炭、若揭若盖、仔细观察、铁铲翻饼、芝麻不焦、糖汁不漏、鼓胀起锅等14道工序制作的提糖麻饼，香脆可口，放人瓷缸封存半月不会回潮，变味。目前其他地方的提糖麻饼，与梁永当年的无法比拟。可惜已失传。
梁永场正街背后的观音庙，修于百米高的峭壁，始建于明未清初。经历朝修缮扩建，一代更比一代雄伟。庙会从未问断，历来香火旺盛，是梁永场一大景观。400年来，观音庙的晨钟暮鼓，一直警示与激励梁永人友善、和谐。
后，—街上空五-人—垒：s；上L.1_14.rA-L．饭后，街上空无一人，乡下十里八村的大人娃儿都跑到码头看热闹。由街上的财主组织，扎彩船四五只，请两支锣鼓队分乘两只彩船，其余船坐达官如乡长王易及其家人等。主要热闹看点是抓鸭子和抓红宝。将二、三十只公鸭灌适量白酒使之半醉投入河心，又将二、三十个红宝（那时没有气球，将猪尿包晒干吹胀染红）一并投入河中。自告奋勇参与的三、五十名水手在铿锵的锣鼓声中扑到河里抢鸭子、抢红宝。被十几条三板子小船儿团团围住的鸭子，听到锣鼓声就钻入水中，锣鼓敲得越响，鸭子钻得越快，很难抓到；红宝鼓胀而圓滑飘浮不定，亦难抓。但水手们个个激情满怀，抓住后彩船上的达官贵夫人们便发红包奖赏。抓到一只奖赏一次，然后又放鸭到水中。最后十分钟抓到的鸭子，哪个抓到哪个要。每看到水手抓到鸭子或红宝，彩船上锣鼓点更密集，声音响彻云天，岸上成百上千的人举臂喝彩，欢呼声震撼沿河两岸，其热烈气氛空前。这一活动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初，上世纪七十年代党委书记王豁然还举行过两次，之后再无人组织。
（罗克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