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巴中市地处大巴山腹地，位于川陕边境四川盆地边缘的川东北，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由于地理、交通、经济和历史等原因，形成了解放前夕巴中社会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当时中共地下组织分布在巴中一带，一是化成奇章乡，二是县城，三是在巴中与仪陇和阆中三县交界的镇庙乡新民河有徐思华，鄢发远等人加入阆中县中共地下党，三处组织间从来没有联系，主要任务是按照党在白区工作指示，在巴中隐蔽后来伺机发展从未公开。而时代形成了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即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所称的“由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组成的中国革命的民主进步力量”这种革命力量在巴中地区，是以四川辛亥革命先驱，抗日爱国将军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共重要统战朋友叶良一为代表的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组成，他们在新中国创立和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我作为叶良一嫡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党安排为中共地方党史研究理事会成员、聘为巴中政协文史资料特约征集员。已故党内外的老一辈革命家生前对我寄予厚望，要求青少年时代的我认真研究以祖父叶良一为代表的巴中统战史，特别是对巴中地区和平解放事业做出的贡献和努力。因为叶良一是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杰出代表，以其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进步和贡献，为社会所公认，因此连任一、二、三、四届通、南、巴、平四县政协驻会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二十余年。
为不辜负革命老前辈，老英雄的嘱托，我18岁开始当面整理了祖父叶良一的大量手稿，文件和书籍，得以有机会向祖父面对面地提问，弄清疑问。我20岁开始阅读他的遗稿，并长期以业余时间学习和回忆、研究和考证这段史料。为补充和印证叶良一遗稿，我1987年起用录音手段，1998年起用录音录像技术，之前用笔录方法征集和抢救了许多亲历者的口碑资料，查阅了省市县三级国家档案馆的大量档案。我以五十年的潜心研究，坚持亲历、亲见和亲闻的“三亲”原则，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三不”立场，秉笔直书，让真实的历史得以传承。由于主客观原因的局限，遗漏不少，错误难免，欢迎文史工作者和知情者提出质疑和补正。值我光荣退休六年，得以在新中国七十华诞之际，在建党一百周年前夕，献给我的党和我的祖国。
一、黎明前夜 动荡不安
我十七岁看到祖父亲笔撰写《巴中解放时的情况》他首先介绍：“1949年秋，从湖北省襄樊老河口一线溃退下来的国民党十八兵团辖两个军零一个师一万余残部由万源入川，经通江、巴中向成都西进。此时,成都尚未解放，重庆快要获得解放，所以,巴中随时关注达县、平昌方向的消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鼓惑和叛徒张国焘1933年11月在通、南、巴、平一带杀害红军97师长冉南轩，98师长蒋群麟和无辜群众留下的恶劣影响，全县特别是县城居民惶惶不可终日。”我看到尚未写完的手稿便提出疑问，祖父给我介绍了一些当时的背景和细节：
1949年盛夏，国民党当局为阻挡四川解放，在通、南、巴、平四县设立了联防指挥部，命令达县专区保安副司令张继任为四县联防指挥部总指挥，指挥部设在巴中城内关帝庙（今东华宾馆后）。
滴！…滴滴！！…滴滴滴！！！…巴中军统特务陆杰生，向军统驻阆中情报站报告：“巴城出现攻击党国领袖的标语和漫画，请增派力量”当时在巴中一带，心狠毒辣，非军统莫属。军统在解放前夕以“造反”罪名抓捕了县中学一百多名学生，还有陈印湘等七人是延安派回的老红军和教师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军统决定在当天上午枪毙陈印湘和王大金等七名共产党员和团员，祖父接到县中校长陈寿先和学生家长的报告，赶赴刑场，据理力争，威震军统，七人获救，学生全部无罪释放。三年内战国民党当局逐级下派壮丁任务，到处抓壮丁，造成了躲壮丁和逃壮丁成风，青壮年白天不敢出门，农村有的家庭已经没有一个青壮年劳动力了。
(作者：叶光宗,来自：叶氏宗亲 公众号)
1998年我在巴中和平昌两县征集到当事人的录像资料：巴中市城区74岁的王大金回忆说,”’解放前夕，中共党员、回乡老红军陈印湘领导了巴中抗粮抗捐抗丁斗争，军统抓捕一百余人，并决定将陈印湘和我等七人枪决，那一天早上军统给我们都偿过酒饭，插上标志、执行枪决了。我看到白胡子叶良一突然出现，围观群众都给他让路，他以洪亮的声音说‘这些娃儿是孺子之家，奶醒未退。你们要杀无凭无据。他们是有家有族，家族打你们的上状，你们怎么交代？’叶良一只讲了这么几句话，救了我们七个人的命。军统问他，那你看怎么办？叶良一说，依我看嘛，最多送去感化院教育一下。在去感化院的路上，我们都逃了回家，不了了之。’’平昌县粉笔乡72岁的村民王中书回忆说“我家原住巴中白云乡，1948年春，为躲壮丁与妻子一起藏到平昌县的舅舅家，妻子分娩后，我在田里栽秧，被乡丁发现拉了壮丁，妻子哭肿了脸，乡邻不平到巴中找叶良一帮助，他写了一张借条，称叶良一借到壮丁一名，名叫王中书。于是长官要我前去报到，白胡子叶良一留我与乡亲共进午餐后，便催我回去抓紧栽秧。’”
1954年12月25日祖父叶良一在《思想总结》中写道：“1949年10月下旬，达县地区行署专员兼保司令李放禄，带领专署保安部队来到通、南、巴、平四县，召集党、政、军、特首脑会议并特邀各界代表人物参加，主题是：动员和组织地方武装，建立反共阵营，阻挡解放军入川。
“行署专员李放禄来川北开会之前，各县台上台下的头面人物先后来巴与我密议，形成了“巧妙周旋，软拖硬抗”的共识，首先拒绝在各县分散开会，实现在‘巴中集中商谈’，此时各县从上到下，都在观望巴中的动向了。”
祖父对我说，李放禄私下拉拢我说，“在通南巴平四县这一带，党国的利益，只能寄托你叶老将军来担当了！”
祖父在思想总结里继续写道：“1949年11月,应各界人士的强烈要求，巴中县党部、县政府、县参议会，在城守镇公所召开紧急会议，邀请各界人士商讨应变措施。
“会议由年初来巴中上任的县长骆湘浦（原籍新繁）和县党部书记谢宝珊主持，县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任思进，中统特务晏仕志，军统特务陆杰生等人轮番发言，有的鼓吹“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有的主张‘扼守隘口，决一死战’还有人主张“坚守西南防线，上大巴山打游击’。会议开得人心惶惶，不可终结。巴中县商会会长郑月儒和工商界代表魏善卿、余青年等就城市工商业的资产安全不断提问，却不得答复。”
祖父叶良一听到了呼声。他对我说，当时我正在思索两个月前发生的那一件事：“负责筹建西南反共义勇军的土匪头目蒙恩普，以路过川北为名，要求县长骆湘浦引见我，并托人捎话‘蒋委员长在重庆组织反共义勇军，起用党国优秀人才，只要你点头，由重庆直接配发经费和武器弹药等”叶良一在1951年的自传中写道，“君子固穷，从不后悔，我再穷也不能要他们一分钱。1928年我不愿意与蒋介石为伍，申请裁军，辞职还乡，在重庆我解散了队伍，步入佛门，参禅打坐，与世无争，与人无仵，超然物外，清贫生活，二十多年都过去了。我托上门转告的骆县长以‘下乡未归’拒绝见面。”
巴中中学校长陈寿先和医务界、文教界代表刘贤安、陈懿德先后发言，他们一致提出：“工商业财产的确是大事，全县八十万人民，全城二万五千多个老百姓的性命，才是头等大事哟。”
然而，原国民党巴中县党部书记，时任重庆军统驻巴中联络站站长陆杰生，继续煽风点火，他坚持“蒋委员长坐阵重庆，建立西南防线，集结国军抵抗共军进攻，我县地方武装应该配合中央，在大巴山一线，决一死战。”
祖父逝世不久，1975年5月1日我在成都市青石桥刚落成的省政协驻会委员新居，谒见出席此会的宗教界代表，时任四川省政协驻会委员蔡复初老先生，他主动谈到“解放前我在基督教的川东片区三十几个县传教，定居巴中十几年，我只传教从未介入过政治，唯独在1949年我带领川东北基督教成员，跟随叶良一先生参加了巴中和平解放，1956年党安排我离开巴中到省政协做专职驻会委员。以上史料，1984年前后我在巴中找参加这次应急会议的文教界代表陈寿先、刘瑞、陈懿德等老同志当面做过核实和补正。
二、 我力主不走 迎接解放
与会者，巴中中学前校长陈寿先回忆，1949年11月，值淋雨季节，巴中应急会议开到第三天了，气氛越来越紧张，我看见叶良一先生从闭目沉思中醒过来，他好似若无所思，一切都没有看到和听到一样，谁也看不出他内心的信念：“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
祖父叶良一回忆说，“时间已到剑拔弩张的时候了。我身旁两位一言不发的红胡子李庄（字敬临）和李子猷两人与我一样，仅仅是全县公民推选的县参议员，没有任何党政军职务。我对面是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人，县政府军事科长兼巴中县地方自卫总队副总队长李明镛，他是我同乡同学，讨袁阵亡将军李挽澜的儿子。此刻，与会者都在等待我的发言。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和各位朋友：
大家争辩几天了，我都听到了。大家信任我,要求我谈出个人的意见。我请各位注意：蒋介石纳陈诚整军之计，军心离散；纳王云五法币之策，物价飞涨，一日三变，失掉民心；徐州、蚌埠之战大势已去，不可逆转。我对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充满了信心。依我看，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今日的朱毛解放军，不是昨天的张国焘。我主张不走，迎接解放！”
祖父对我回忆说，“顷刻之间，会场一片哗然，随后众皆信服。没想到争执了几天，当我提出“迎接解放”这四个字的时候，虽然很多人当时还不能接受，但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不得不明白我此话的意义了。原先发言赞成“走为上策”的县党部、县政府、县参议会三个负责人也跟着与会者鼓起掌来，作为散会的结束语。”这一段发言内容，叶良一用毛笔写入了1954年12月25日上交组织的干部年度《思想总结》手册内，载入《巴中政协志》和1994年版《巴中县志》人物传记--叶良一传。
祖父说，“抗战以来，军统和中统特务组织在巴中活动了十多年，我今天的表态，是准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明白不久前，两位熟悉的老朋友，民主人士李公博、闻一多先生，先后在昆明被特务暗杀了。在巴中，成千上万，全副武装的国军队伍正在路过和停驻，每一个人，稍有不慎，即有灭顶之灾。”面对复杂多变的局势，祖父的心灵深处也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文革后期，九十岁祖父双眼患白内障，无法有效医治，写字困难，他叫我在床前记录他口述的个人历史交给党组织，才向我吐露了他当时的心境：“临解放时，面对‘走与留’和‘战与和’的两派斗争，如果是之前的巴中派系之争，我照旧可以坚守中立。但是今天明明是光明与黑暗之争，正义与邪恶之战，在国家和民族利益面前，我没有任何中间道路可走。我早已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在这次历史关头，我作出的选择是：‘迎接巴中解放！’‘最好是争取巴中和平解放！’他还对我说“自古以来，改朝换代，必然有一场血腥风雨。这次纵然有生命危险，我不管死于何时、何地、何人之手，只要我对得起巴中人民和四万万同胞，对得起叶氏祖宗和我的祖国，我纵有一死，也是值得的。我相信今天的朱毛解放军，绝不是当年在巴中的张国焘。”
这一天发生的事，叶良一在更早的1951年12月的思想总结中有详细记载，他还写到：“我是经历了满清、民国、袁氏洪宪称帝和新中国四个时代的人，亲身经历过几次血腥风雨的社会变革，到巴中解放前夕，我思想飞跃三百，由愤恨旧社会转到向往新中国了。中共地下党员苟寿南和苟载荣同志先后介绍我参加革命,并以我的所作所为来拥护共产党和新中国，我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了。”
三、 团结上层 走向光明
巴中城里的茶馆、剧院是叶良一与各界人士经常聚会的场所，而各界代表人物，如教育界钟定九，陈寿先和陈懿德，刘瑞，宗教界廖治安、蔡复初、叶利生和赵庆余，医务界王浩生、刘贤安、李辉祖、唐祚北、蔡丕声和陈玉麟，工商界魏善清、余青年，王汉臣和姚孟凯，文艺界程仕武和李叙刚等人，更是鼓楼街叶公馆的常客。1925年大革命时代在重庆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苟寿南让其长子苟载荣与叶良一长子叶代芊结成金兰之交，与一些中学生随时出入叶公馆。外界认为他们是著名书法家叶老将军的朋友、晚辈或书法学生。巴中县长等地方官员上任和卸任也要来登门拜访，他们都是祖父的常客，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我亲眼见证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末。
我母亲姚德富和伯父叶代芊（叶良一长子）向我提供了他们在家里的亲身经历：1949年11月，巴中县党、政、军、青、特五个组织和各界代表应急会议后，叶良一在县政府做机要秘书的次子叶代芋（我父亲）听到了来自各方面对叶良一的议论，还有人当面对叶家人讲“警防军统要了你老爸的命！”我父亲不得不为我祖父担忧，他劝告老父亲“这件事，不仅关系到老太爷，您个人安全，还关系到全家三代十几口人的性命啊！”
“人生的过程，无非就是生老病死。我要对得起我的祖宗与祖国，我要对得起我的父老乡亲。”叶良一挥动一尺长的叶子烟竿，向儿子解释，惊动了隔壁房间的儿媳姚德富。母亲对我讲“当时我已怀七个月的孩子，你祖父早就给我这个孩子你二哥命名，他说不论你生男生女，这个娃，依字派就叫做光国吧，意义嘛，不言而喻了。所以我批评你爸爸“你为啥要惹我父亲生气呢？还不赶快认错！”我这样做，才让你祖父消了消气，他转而对你父亲交代说，“我这样做的道理，你现在还不能完全懂得，你去告诉你大哥和我两个儿媳，你们给我管好几个小孙子就行了。”
早在一年前，祖父和他两个儿子，在家里用收音机每天收听国共两党的广播。鲜为人知的是，祖父叶良一正在做巴中另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红胡子李庄的思想转化工作。
1948年冬，西街的城门口，叶良一题“古巴州”三个大字镌刻在城门雄伟的东西两面，多年来人们提起城门，必议叶良一书法里独到的遒劲、挺拔、方圆并用和楷隶兼容的艺术风格。当年紧靠西城门，是一座原木结构的三层楼房，高十四米，坐南向北，红漆木柱头、小青瓦，乃川东北特色民居，有清朝知县题“娱楼”二字招牌，上世纪八十年代彻底被钢筋混凝土取而代之，遗址今巴州川剧院对面的百货大楼。娱楼，当年是巴中最高档次的茶馆。当我大胆地问到何为巴中‘三胡子’，祖父并未直接回答却给我讲了一件无人知晓的往事：
1948年春，巴中三胡子：红胡子李庄、白胡子叶良一、黑胡子赵济刚和川剧艺人程仕武，在娱楼窗外照晒进来的太阳下，玩麻将。
抗战中退役回乡的川军少将旅长李子猷，来晚了只好坐在叶良一背后助兴，不时喊出“伏了，伏了！”叶良一就是不倒牌，暗示他，“别人当艺人，挣点钱不容易，我让他几手又何妨？”等到川剧艺人的牌割伏了，他才将早伏了的牌倒下。
李庄问：“你为何如此！”叶答：“打牌是娱乐，不是赌博。大家都要赢，都要高高兴兴，才是娱乐。打牌就跟吃饭一样，大家都要有一碗饭吃嘛。”
李庄静思片刻，抬起头说，“不打了，我到你府上去，有点事情。”到了叶公馆二楼客厅，李庄从宽大的棉衣袖筒里取出一封信递给叶良一，悄声说，“这是我，跟共产党跑了十几年的大学生儿子李元澍寄给我的家信。抗战开始他背叛家庭去了延安。今天，共产党员的儿子向国民党员的老子请安，他还是称双亲老大人呢？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信中说，我现任解放军四野高级干部，驻军东北，他还寄来了《人民解放军宣言》和《共产党宣言》一并请你过目，做个建议。现在巴中特务横行，你要绝对为我保密。”
叶良一推心置腹地说，“辛亥四十年来，我们中国一直没有找到一条出路。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敬临兄，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呀！蒋政权倒行逆施,气数已尽，早晚要垮台。你我既然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那么，理应顺应历史潮流，跟上革命前进之步伐。你我，非此莫属。”
祖父叶良一奉劝李庄与反动势力一刀两断，彻底绝裂，而李庄顾虑重重，谈及张国焘，心有余悸，他说“这次来的解放军，恐怕又是当年的张国焘，听见是有钱人，便要杀头。”叶良一开导他说，“今天共产党的朱毛解放军，不是当年巴中的共产党叛徒张国焘，我曾与朱德在阆中同学，又在川军同事多年，我与共产党早期的四川领导人杨闇公和共产党员吴玉章、肖楚女、恽代英以及刘伯承等在成都和重庆共事，我了解共产党人的信仰和为人。”李庄才半信半疑。
祖父叶良一便征求他的意见，“我请借住我家的两位中学教员，县中学物理老师程舒戈女士和我的干女儿，女中校长何长华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李点头同意。
祖父说，我们正在吃一小碗素面条，程舒戈、何长华从学校回来了，我请她们与李庄晤面并讨论当前局势，她们说“我们了解共产党的既往不咎政策。建议你从现在起，与反动派划清界限，站在人民一边，迎接解放，今后解放军来了，决不会伤害你。”
听了此话，李庄忐忑不安,他说我既怕杀人如麻的军统下毒手，又怕共产党将来说话不算数。叶良一鼓励他，“我已安排县自卫总队，在大巴山的隘口和要道上布防，敌人插翅也难逃出去。”
叶良一又通过老朋友，经营“活仁药房”为职业掩护的中共巴中地下党领导人苟寿南与李庄见面，苟寿南表示,“只要你站到人民一边,欢迎解放,共产党就能够保证你的安全。说话算数,由我来给你担保。”这才消除了李庄的顾虑，当时他秘密地表示了拥护共产党，欢迎解放军的立场。
因此，在一年半后的应急会议上，一贯爱讲话，经常左右巴中大小事务的满清秀才、民国元老、红胡子李庄，一言不发了。一些与会者明白，他沉默了，就是表态了，恐怕今天就是支持白胡子叶良一的立场了。不过，他沉默不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向我祖父吐露了心迹：资深的中共巴中地下党领导人苟寿南本月病逝，他预感过去与人结怨太深，今后的个人安全，共产党方面恐怕还是无人能够为他保障了。
团结上层，首先要掌握武装。祖父对我说，“巴中县地方武装部队始于清帝，扩于抗日时期，由地方负责经费和人员，临解放，只编有两个大队计六百余人枪和轻重机枪以及迫击炮十余门。民国起，四川按照体制一直由县长兼任地方武装的总队长，县政府军事科长兼任副总队长，也有县参议长兼任副总队长的。解放前夕，巴中县地方武装总队的总队长，是县长骆湘浦兼任，副总队长是军事科长李明镛和县参议长赵济刚两人兼任，民国档案有记载，而且我们一直是妥善保护。李明镛是我的同学同乡，川军同事，讨袁将军李挽澜的儿子，他是县武装总队的带兵人，他的通讯员王国安，家住叶公馆旁，是我推送去的。”1989年我顺着这条线索，找到起义后安排在巴中县法院当过法警，健在的王国安老人征集史料，王向我提供了一段“三亲”资料：
1949年11月，巴中县应急会议后的一个早上，县政府军事科长兼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李明镛和他的通讯员王国安从县政府大门走出来，在“雍壁”外小东门“魏油茶店”吃过油茶，刚起身付钱，军统特务陆杰生带领他的几个弟兄来了，李明镛立刻招呼，“请神仙，不如遇神仙，快来坐，老兄请你吃油茶！”，陆杰生刚坐下，脚步站稳的李明镛已将硬梆梆的手指头，抵到他的身后，半真半开玩笑地说，“胆敢妄动，缴枪不杀！”陆转过头来，眯着他的小眼睛，惊慌失措地问“真的？”李明镛板着铁青的脸，冷酷地回答，“真的！真的！！可是，这话并不是我说的哟，是白胡子说的，不信?你敢去问他吗？”狡诈凶狠的军统特务陆杰生，就象一只僵硬的木偶，半天还没有动一动，他不得不掂量，李明镛这句话的涵义和份量了。
四、宁静的叶公馆 灯亮到黎明
巴中老城平房里的居民，常对我谈到解放前夕，夜深了，翘首一望，叶家三楼最高处的煤气灯还亮着呢？人们总是传说，那是叶旅长还在他那洋楼上用“三缸水”之功，写他的毛笔字啊！外界普遍是这个神秘的传闻，至今不知道其中的秘密。
文革前，每天早晨我母亲都要细心地擦拭一面镜框，里面有她一幅珍贵的黑白照片，从主人那闭月羞花的神情和婀娜多姿的身影上，就知道是一位时髦女郎，她垂耳的短发上一颗小发夹系着一缕青丝，白净的皮肤和圆长的脸蛋上渗透出青春的活力，她身着圆翻领的浅色上衣，双排扣子，长方形的胸章缝制在左胸口上“巴中县女子中学”两排仿宋小字，庄重、大方，浅色的棉布背带裙子扎在上衣外面，下摆飘动在双膝间，那一双雪白的长袜子和手工精巧，圆口加绊的黑色布鞋，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清秀、美丽和高贵的感觉。她婷婷玉立，稍侧身，羞涩的表情里还蕴藏着几分开心的微笑，她右手扶在竹椅式童车的车把上，车上站着一个小男孩，是我大哥，叶良一长孙叶光第，照片上方有一排毛笔小楷“ 1947年8月中秋节”摄于叶公馆前院门庭。母亲介绍说，她叫何长华，你爷爷的干女儿，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是何静修的大学同学，也是他从事地下工作的秘密交通联络员，24岁未婚，巴中三江乡人，她是北伐革命时期你祖父叶良一部阵亡将士的遗孤，1948年2月担任恢复后的巴中县女子中学校长。另一位女士是程舒戈，东北人，巴中中学物理教师，1941年毕业于四川三台县东北流亡大学，中共党员，1942年与大学同学、未婚夫高洪霓一起来巴中中学教书。为了掩护她，高洪霓在巴中公开加入了国民党，介绍人居然是国民党巴中县党部书记谢宝珊，即将结成伉俪，由巴中中学训育部主任、中共地下党员杨正武暗地向叶良一介绍，寻求保护，再通过校长陈寿先帮忙，请县长劳骅出面，为东北流亡来四川的一对新人寻找新房，借住叶公馆。她俩都是我大哥的褓娘。
1949年秋，从早到晚，淋雨和雨雾都笼罩着巴中天地。我母亲说“借住叶公馆的县女中校长何长华,着女式制服，她冒雨撑开一把油布伞,我几次送她从叶公馆出来，走到东郊外的杨家坝码头，等她上了渡船，我才与她分手。她翻山越岭，要准时赶到四十华里外的三江口，回到只有她母女二人的娘家。解放后我才知道她是为了单线联络，与教师为职业，从五十华里外，兴文乡下的小学，同时赶来的中共巴中中心县委委员、负责上层统战工作的何静修同学，在她娘家定期见面，对巴中上层人士的动向和她工作情况，向何静修秘密汇报，并得到他的指示。公开里，她和程舒戈两人在帮助叶家褓母李嫂，带我生的三个孩子，我教她俩学会了刺锈。我们像三姐妹一样，缝补浆洗，亲如家人。”
几届县长，劳骅、林翼如、骆湘浦，来巴中上任、卸任，都要慕名拜访老前辈叶老将军，还不时捎来冯玉祥、于佑任、张澜、刘文辉、潘文华和四川省长张群的礼品和问候。
所有这些，她们不仅亲眼见到，如遇晚上客人来访，偶尔何长华还要从前面的小洋楼上下来，打开大门，她能最先知道是谁来过了。有时她们还以家人的身份，通报或陪同客人上楼引见主人，给客人泡茶，递烟，双方谈话，无一不晓。
天长日久，她们提出建议，我伯父叶代芊，高中文化，在家干点小买卖，总不是办法,应该出去为社会做点事情，伯父的结拜兄弟苟载荣也支持他走上政治舞台。
机会来了,全省撤区改乡，公民投票选举乡长。她们出点子,让大少爷回叶家祖籍工作最合适。这样，叶代芊通过民选，当上了原籍平昌县駟马乡的乡长，他的一个乡公所，管辖着现在駟马、兰草、雷山、坦溪、澌岸等五个乡的行政区域。从此,叶代芊头戴博士礼帽儿,腰插一把左转轮小手枪,骑着一匹枣红马儿，带上几条长枪的乡丁队伍,在他的地盘上工作了。
自从有了叶代芊这把大红伞，多年局限于巴中县化成、清江两个乡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展到巴河上下一百多华里的曾口，梁永、三江、芦山、店子、澌岸、駟马、兰草、雷山、坦溪等十多个乡镇，两三年后，星火燎原，迅速与后来分治的平昌县城江口镇和达县石梯镇的两支中共地下党组织连成一片,地下党员由原来的30多人,迅速发展到600多人直到后来的一千多人，为三年后共产党执政，接管旧政权，培养了干部，积蓄了力量。
面对这一切，“我看在眼里，明在心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少爷叶代芊，我伯父晚年调侃地对我说，“当时，我啥也不害怕，我只管记住老太爷这一句话就行了。”
1946年国民党县党部和中统安排他查办“你管辖的巴中县东半部有共产党活动，责成你限期交出人犯来。”叶代芊马上回答，“共产党脸上又没有刻字。谁是，你们给我开个名单来，我可以为你们找。”伯父叶代芊生前还动情地对我说，“就连我的两个表弟，我父亲在清江镇的胞妹，我亲幺姑的儿子何大海，我父亲在粉壁场的堂妹的儿子王家忠，他们都参加了共产党。他们还想让我去抓，我能去干这种傻事吗？不然解放后王家忠怎么能当上巴中县政府对私改造的公方代表？“
原巴中地下党领导人王朴庵、郝谦和艾文等同志1982年离休后重回巴中，我聆听过他们所作的专题报告，他们一致认为，“我们来巴中白区的任务：一是为了生存和隐蔽，二是为革命培育人才。地下党在大巴山能够取得如此规模的发展，在全国少见。”与1951年川北区党委书记兼川北行署主任胡耀邦的结论一样。
不久，她们又提出白胡子叶良一的二儿子，我父亲叶代芋，品学兼优，尤以国文优秀，书法水平与他父亲真假难辩，结果被县长点名，要到县长身边作了机要秘书。
钟鼓楼街口有一家海鲜和副食品店，老板王汉臣，她们每天经过这里，发现王家有一个一米八高的长子，在上学的路上拍着一只蓝球。一年后，在县中学读高中，年仅十七岁的王大槐加入了共产党，他悄悄地向人们传播着“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的道理。巴中和平解放后四个月，1950年3月31日晚上，年仅二十一岁的巴中县财粮委员会负责人王大槐，在恩阳镇与夜袭区人民政府的一帮土匪遭遇，激战中壮烈牺牲。
五、唤起民众 稳定局势
前巴中中学校长陈寿先回忆，1946年学校师生思想混乱，我找到叶良一先生请教，在他家里他送给我几张《新华日报》他只用一句简单的话，回答我：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
母亲对我说，你祖父在辽沈战役后，对家人最明朗的语言是：“今天，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得人心者，得天下。”他鼓励青年知识分子何长华、程舒戈“你俩年轻有文化，正好为国家效力。有困难，就告诉我一声，我尽力帮助你们。”
十八年后，祖父在文革中接待何长华、程舒戈在南充和新疆两地的干部审查工作组，针对她们的“历史问题”，专案组向我祖父提出“她在巴中地下工作时期，住在你叶公馆，她究竟干了一些什么？你应该最清楚，所以才找你证明。”十六岁的我，沏茶赐座，我三次经历和见证了对她们两人的调查全过程，我亲闻了全部调查内容，最后由我祖父写出书面证明：“解放前夕借住在我家的两位女青年何长华、程舒戈，公开身份是中学教员，工作是教书。她们通过组织，发展了常来我家学习书法，家住城内和城郊的中学生王大槐、张文弟、赵升平等人先后加入中共地下党。那时候县政府和县党部的大门外，经常出现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和抗粮、抗捐、抗丁的漫画和标语，就是这些学生所为。军统和中统两个特务组织，拿他们没有一点办法，始终抓不到证据，还有个原因，他们在我家门卫彭镛那里，讨到了一点小妙招。”原来学生家长为了感谢我祖父教授书法，经常送来鲜嫩的玉米馍和刚从树上摘下的桃子和李子等水果,被青年门卫彭镛挡驾了，“县大老爷,刚上去，你们乡下人岂敢打搅，需要等一下。”后来人混熟悉了，结果，擅长漫画的精灵鬼彭镛,向他们面授了机宜。
几天后，半夜的巴城，静悄悄的, 钟鼓楼街流落回乡的老红军熊开财，肩挑卖夜宵的“担担面”，高声吆喝着“抄手来啰！”他照旧在文庙和考棚前后的县政府和县党部一带转悠，大个子高中生王大槐、王超和赵升平等见四处无人，便向柴火光亮处去问“有凉面吗？”“没有，天凉了只有热面”“好，来一碗热面”暗号对上了，一碗浓面汤递到了王大槐手上，他们按标语和漫画的尺寸，在县党部大门外的墙壁上涂上，悄然离去，又传来熊开财的吆喝声和更夫的敲击声，机警的小个子张文弟又出现了，他问熊开财“有抄手吗？”“没有了”，这是暗示他：没有意外情况。张文弟便将藏匿在腰间的纸张，迅速取出，熟练贴上，又悄然离去。
清早，县党部、县政府的大小官员们，走到大门口，就看到一幅连环画，画中描绘“正在田里插秧的男儿，被抓去当壮丁，妻子在家坐月子，无人照管，景象凄惨”再看到的竟然是一幅大标语“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
县党部和军统勃然大怒，以为是化成和奇章乡的地下党所为，便对奇章中学等地采取措施，却一无所获。
特务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军统和中统的眼皮子底下，巴中县城里居然有共产党活动。解放后,苟载荣出任巴中县供销合作社第一任主任，张文弟出任第一任巴中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连任三十余年直到离休，赵升平先后担任中共巴中县城关区委书记和县委统战部副部长，王超长期担任巴中县的区长和常务副县长。
担任过国民党巴中县党部书记的军统特务陆杰生找到县长配合破案，川大毕业的骆县长面带难色，却很客气地说，今年，我刚到任，对本县的情况还不太熟悉，你应该先去找白胡子叶旅长，了解了解。当军统找到他时，老祖父眯着眼睛听他们说话。当军统来催问时，叶旅长咋办呀？他说，我老了，耳朵背，没有听清楚，你们上次说的啥啊？他最后直截了当回答，我解甲回乡，从不过问县事，难道你们不清楚吗？
祖父说，到1949年11月下旬，巴中和川东北的大局已定：和平、民主、进步的革命力量，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叶良一对地下党交通联络员何长华说,“只要我们走群众路线，就能立竿见影，敌人的活动是徒劳的。请你转告党，只要时机成熟，我就要露面，掌控通、南、巴、平四县的大局”。
黎明前夜，她们和祖父做了三件事：（1）稳定局势。受党的委派,何长华以众所周知的干女儿身份，以叶良一的名义通知：城内各商店照常开门营业，居民不要害怕，不要外逃。祖父专函给已下乡躲避的宗教界人士蔡复初，工商界人士魏善清，动员他们带头回城。（2）掌控全局。联系一大批新老朋友：四个县的县长和县党部书记，以及平昌县参议长杨正武，民国金堂县长王秉周和参议员、县救济院长、平昌中学校长唐崇儒；南江县参议长、民主人士李少确和知名人士张文木；通江县代表人物王辅周、屈聘三等各界朋友。约定一方有事，八方支援。（3）掌握信息。叶良一和赵济刚派旧部和亲信作探哨，快马在南江县元滩、下两和平昌县澌岸、駟马一线，打探刘、邓大军的进军消息，准备随时迎接。
早先躲避乡下的居民陆续返回县城，社会秩序基本稳定。溃不成军，经过巴中到川西的国民党军队越来越多，1949年11月上旬起，十天之内十八兵团两个军零一个师路过，巴城每天是上千人驻扎夜宿，溃兵四处扰民，祖父叶良一写信，派人送到溃军指挥部，要求他们路过要远离县城一公里以上，以减少扰民，果然有效。
六、宣布起义 迎接解放
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巴中上下人心惶惶，晚上人们都不敢入睡了。母亲说，你祖父照旧走到书房墙上的日历前，撕下一张，细微地读着“明天是1949年12月21日，农历冬月初二啦！”他没有老伴催他休息，原配夫人周先礼抗战中缺医少药1943年冬病故，他不再续娶，他拧开收音机，又传来了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时空跨越二十一年，1970年1月11日祖父叶良一在“巴中解放时的情况”一文中写道，“1949年12月21日，农历冬月初二拂晓，县参议长赵济刚派人通知我，即刻到县政府商量要事。我到县府时，只有赵参议长和骆县长两人在县长办公室里。赵参议长立即报告说，‘目前情况是，只能探听平昌县是怎样解放的，但尚无情报。时机已到关键时刻，万一解放军来了，我们如何应对，不能不早做安排。我县民众武装力量有限，不能再受损失，现在只编组了两个大队，如果解放军到了，我们以一个大队在城内维持秩序，准备欢迎，另一个大队驻扎城外，掩蔽起来，相机处理。目前，我们不明白解放军的意图怎样。如果他要提枪，不过损失城内武器，而城外尚可保全，如果不提枪，我们一致欢迎拥护，全部投诚起义。’骆县长说，‘城内一个武装自卫大队，由叶老将军指挥欢迎，城外一个大队由赵议长率领部署。我的自卫总队长一职，暂由县政府军事科长兼副总队长李明镛代理，如果同意就作出决定，由秘书室立即通知执行。’”叶良一写道，“我赞同这种办法。”
“骆县长提出，现在已到关键时刻，决定后就要分头负责执行下去。全城都关注平昌和南江方向的消息。”叶良一和赵济刚带上县府军事科长兼自卫总队代理总队长李明镛和通信员王国安来到县参议会，通知集中等候的各界代表“迎接巴中和平解放!”此刻，各参议员和各界人士提议，成立临时指挥机构，推举老将军叶良一号令一切。
时间决定胜败。叶良一说，“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命令起义部队负责人李明镛：一、立即接管巴中邮电局，切断起义指挥部以外的一切电话和电报；二、控制各城门、码头和交通要道；三、立即逮捕中统和军统特务；四、维护全县社会安定。”
参加迎接巴中和平解放的文教界代表、县中学校长陈寿先、师范校长刘瑞和二完小校长、第一二届巴中政协委员陈懿德，生前向我提供了以下口碑史料：宣布起义时，老将军叶良一先生眼里早已饱含泪水，他带头举起右手，激动地宣告说，“同胞们，同志们、朋友们、女士们，我们巴中宣布起义，迎接和平解放，现在开始了！我请大家分头到各个工作岗位，确保完成我分配的任务，迎接新中国的明天！迎接新巴中的明天！”
1970年1月11日上午九时许，我看到巴中县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统战部长张万康来到巴中政协，这位女军人是老八路，是文革中制止武斗，对地方实行军事管制来巴中的，在祖父的大办公室兼寝室里，她坦诚地说，“组织上请你提供一个历史真相。因为解放军驻巴中部队的首长，想了解巴中是何时，是如何解放的？找到县人武部，他们说不清楚，县委有老同志提出你最了解，所以请你简明扼要地写一下当时的情况就行了。”我代老祖父送走客人，添加过火盆里木碳，祖父喝过热茶，便给我谈起了巴中解放前夕更多的情况。
七 、运筹帷幄 决战千里
1949年12月21日，巴中和平解放，凌晨，祖父叶良一从县政府和县参议会回家后，要求家人带头行动。我父母和家人像过年一样都换上了新衣服，他们将准备好的十竹杆鞭炮，分列在叶公馆大门的两旁。母亲多次对我说起这几根晾衣竹杆的经历，“巴中解放前几天，你爷爷叫你父亲，将大红纸写上工人，农民，商业，学生，士兵的字样，贴在每一根竹杆的中下部，在每一根长长的竹杆上标明一个阶层，再系上大红鞭炮，代表巴中的工农商学兵各界人民，欢迎和平解放。”
中共地下党联络员何长华女士与叶家儿媳我母亲姚德富一起，将她们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五星红旗挂在叶公馆大门口。我父亲叶代芋和彭镛等青年人在叶公馆大门口书写欢迎标语，叶家其他家人和佣人将早已制作好的几百面三角形小彩旗拿出来，祖父叶良一亲笔写出了样品：欢迎巴中和平解放！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学生和青年们照样写好，分送给过往的群众，叮嘱他们:回去插在自家的大门外，到城外欢迎解放军，大家一定要带上。
叶公馆附近流落回乡的老红军易山学、杨杰、高顺祥、熊开财等人和女青年何长华、高玉珍等组织巴中知名厨师王绍恩、谢成福一行三十多人来叶家，挑上碗筷，背上腊肉、大米、蔬菜和木柴出发，高顺祥和高玉珍各带一路人马，裁缝王大尧和王大海兄弟分别高举一面国旗，到东西门外的红岩河码头和接官亭，迎接解放军。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参加过迎接巴中和平解放的基本群众中，有众多的键在者，各界代表人物中有不少的幸存者，他们不计冤情只感母恩，纷纷向我反映了他们亲历上述历史的真相，他们当中有：许多手工业劳动者，如缝纫业在钟鼓楼街的业主王大尧，王大海，杨顺芝；石印业和制毛笔业在文星街的业主吕永用，王大庭；在小街子的机面业主李大轩，姚孟凯，漂染业主岳大宪，岳安仁；打铁业的庞老伯；在文庙街的陈家茶馆业主陈巨源，在西街城门口的赵家茶馆业主赵老四。许多知识分子，如中小学教师和文艺工作者，陈寿先，王恢绪，陈鼎，颜冬申，邱玉穆，李叙刚，姚远等。许多医生，如李辉祖，蔡丕声，何金光，陈绍政等。许多私营商业主，如余青年等人和当时已故业主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还有在基层乡镇参加迎接和平解放的爱国民主人士，如恩阳镇的刘自义，魏家恩，曾口镇的刘氏商号《庆远堂》的刘达润，唐氏银号，袁绍栋商号等。他们没有任何其他目的，只要求真实地对待历史和记录历史，不要将他们推向反面。其他三县和巴中一样，县城以界别，以行业，乡镇以保甲，以乡场都组织了群众，以不同方式欢迎和平解放。
不见者不知者，不等于不存在。参加迎接巴中和平解放的宗教界代表、四川省政协驻会委员蔡复初；文教界代表、县中学校长陈寿先，二完小校长、一二届巴中政协委员陈懿德；工商界代表姚孟凯等，他们健在时向我提供了以下亲历史料：
“上午10时许，一切准备就绪。各界代表又集中在县参议会，听候叶良一老将军的命令,他们是：红胡子李庄，退役旅长李子猷，军事科长兼县自卫总队代总队长李明镛，文化教育界代表、县政府督学钟定九，县中校长陈寿先，县女中校长何长华（女）二小校长陈懿德（女）川剧艺术家程仕武,医务界代表王号生,刘贤安，陈玉麟,宗教界代表廖治安、蔡复初、赵庆余，工商界代表郑月儒、魏善卿、余青年、姚孟凯、王汉臣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巴中早期农民运动领导人姚希夷共计二十人。
“正当大家公推叶良一起草《巴中和平解放宣言》时，中共巴中地下党联络员，三十岁的苟载荣赶来了，他在叶良一耳边悄悄讲了几句话，“骆县长和赵议长两人，刚从县政府后门出走，骑上毛驴，乘渡船过河，到乡下躲避了。如何应对这一意外变故？
“叶良一不动声色，冷静走到县参议会挂在墙壁上的磁石电话机前，‘邮电局，请巴中周围各县，接我的电话。”叶良一对三个县的三位县长和三位无党派老朋友，南江县参议长李少确、平昌县参议长杨正武、通江县王辅周先生分别说，“我代表巴中各界人民，宣布迎接和平解放了。我请你们转告，即将抵达贵县的解放军首长，立即分兵来巴，以安抚人心。”
不料，平昌县电话不通，叶良一立即致专函给平昌县地下党组织和杨正武同志，派县自卫队探马，经曾口方向送去。南江县参议长李少确，已在电话中告诉他，“今晨得知，由陕西方向来的一小股解放军，昨夜已宿大河口我的老家。你的请求，我已派人连夜送到。”
一切布置完备,叶良一才叫一声:“李明镛!”一身戎装的李明镛，立正站到他面前，“我发出第二号命令。我命令你，立即将部署在城外南龛坡山顶的自卫总队二大队调进城，与一大队共同维持城内治安，听候任务。”
原来，二大队兵力布置在城外南龛山顶，东起隋唐时代的“摩岩造像”群，西至“天开金榜”四个雕刻巨字，一直到“印盒石”一线长约1500米的战壕里，既是军事重地，又是古代文明。骆赵二人擅离职守，逃避乡下，一旦遇到意外，易守难攻，伤亡很大。
对此，叶良一内心，早有他的计划，“无论如何，我要将巴中地方兵力集中，实现全部起义，而不是部分起义。避免战火，巴中全县和平解放才能实现，对附近各县和平解放的示范作用才能达到，否则，一切将功亏一篑。”
命令顺利执行。二大队长焦连金，42岁，18岁给叶良一将军当卫士，1929年2月随他复员回乡，抗战中再次入伍打鬼子，1948年担任大队长，他将全大队战士和武器弹药，很快带到了指定地点：巴中师范学校的操场上。
1949年12月21日上午11点，叶良一率领巴中县自卫总队全体官兵，在巴中师范学校的操场上宣布起义。叶良一作简短的讲话：“弟兄们，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进入四川，成都快要解放了。反动派经营的大西南最后防线,就象摧枯拉朽，纷纷溃退倒下。巴中解放，指日可待。为了新中国的未来，为了新巴中的未来，为了你们新的明天，为了县城二万五千老百姓和全县八十多万同胞的生命安全，我与骆县长、赵参议长共同决定，今天宣布起义，迎接巴中和平解放！你们参加人民解放军，成为新中国的子弟兵。请问大家，愿意还是不愿意啊！”
“愿意听从叶老将军指挥！”李明镛带头高声回答。
“多谢弟兄们抬举！我请共产党的代表，苟载荣同志讲话！”叶良一公开了老苟的身份。
叶良一和各界代表，参议员二十余人以及起义部队带领的五千多县城居民，没有回家吃午饭，他们分别在东、西城外欢迎解放军的队伍里等候。
午后二时许，南江方向终于来了一小队执行侦察任务的解放军，他们以急行军的速度，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巴河岸边的大道上。走在最前面是侦察排长任占吉，山西人，后来分配到巴中县人武部，转业到巴中丝绸厂工作,先后担任生产技术科长和该厂工会主席。班长刘玉山 ，东北人，高个子，后来也分配到县人武部，转业后任巴中县罐头厂供销科副科长，1972年起我与他在同一科室工作三年，他介绍我认识了时任巴中丝厂生技科长的任占吉同志，印证了上述史料。他们提出，1949年12月21日冬月初二，和平解放巴中的解放军是任占吉亲率一野所属的小股侦查部队，刘邓大军二野由达县方向分兵来巴中的五四九团，比一野部队晚两天到达。
几天后，解放军大部队抵达，祖父叶良一下达的四项命令已经圆满完成，川东北各县社会安定，负欲顽抗的中统和军统特务先后抓获归案，受到了惩办。
八、人民政权的建立
1949年12月21日农历冬月初二，一野由陕南入川的侦查兵抵巴后，在中共地下党联络员苟载荣的带领下直奔县政府接管了政权，同时中共地下党联络员何长华在起义部队的护送下安全渡过巴河，徒步赶到四十华里外的兴文乡小学，向中共巴中中心县委分管统战工作委员何静修报告，何当夜赶到巴城，苟载荣立即带他到叶公馆与叶良一、李子猷见面，初步协商组建巴中县人民解放委员会，11月23日上午巴中县各界人民代表，公推县解放委员会委员共计七人并做分工，中共代表何静修担任主任委员兼政治部长，中共代表苟载荣委员兼任组织部长，民主人士代表，叶良一委员兼任供应部长，民主人士代表，委员李子猷、赵济刚分别兼任军事部正、副部长，起义人员代表，委员李益新兼任财政部长，妇女界代表，委员何长华兼任妇女部长，巴中县人民解放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同时开展稳定社会，支援前线，建立乡村基层政权三大工作，一直到1950年1月19日晚二野南下干部工作团徒步来巴，1月20日中共达县地委任命南下干部王富源任中共巴中县委书记兼县长，党组织决定在交接和过渡期间，各级解放委员会与新的政府机关同时运行，日后迎接和平解放的巴中县和川东北各县解放委员会，顺利完成了历史使命。
本文命题和史料征集，是何静修同志在中组部离休又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职后，1987年第一次回到巴中召见我提出，2005年9月我去北京，在中南海毛家湾1号院里，时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秘书长的何静修同志为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活动担任四十集电视剧《八路军》的总监制，正在忙于审片，他高度重视二十年前在巴中对我的嘱托，特意安排了两个上午听取我的专题汇报，并作出以下补正。
时年八十周岁的何静修同志补充和证实，“我是四川达县城里人，1946年在川大毕业前加入地下党，1947年来巴中，我在巴中解放前夕分管上层统战工作，我是通过我的地下交通联络员何长华同学联系和开展工作的，因为她是巴中人，在当地有背景有关系，终身未嫁的她，为党默默无闻地做了重要的工作和贡献，后来受到不公正对待，1996年病逝于新疆。
当年我接到地下联络员何长华的报告，获悉巴中和平解放了，我当晚才进城的。当天巴中迎接和平解放的情况，我没有见到。我当时在农村山区信息闭塞，教书没有工资收入，学生的学费是，家庭条件好一点的从家里给我带来几碗大米，条件差的就是一点青菜晒干做的咸菜和萝卜豇豆泡菜，甚至是几匹叶子烟，生活艰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解放，我接到何长华的消息很突然。我是按照党的分工去履行职责，我进城后巴中很安静，我知道叶良一和李子猷还有赵济刚等广大民主人士做了大量工作。”
1999年我专程去达川市委，找到今年92岁高龄的中共地下党巴中县委书记、原达县地委副书记周永开同志汇报，周永开同志以高度的党性对巴中解放前和建国初期的统战工作做出评价，他说，“巴中的统战工作历来都很好，巴中的进步人士比较多，素质也比较高，像叶良一先生那样优秀的爱国民主人士，解放初期他就在四川省政协一届全委会的大会上以《谈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如何建立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为题目，作专题交流发言，叶良一先生与我党合作得很好，这在全省都很难见到。”
胡耀邦同志建国初期担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和川北行署主任兼统战部长，他多次强调“我们川北是和平解放的，地下党组织发展规模大，党员多，而且没有遭到破坏，在全国少见，广大民主人士，功不可没！”
(作者：叶光宗,来自：叶氏宗亲 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