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皋书院在通江县城东门(明向给事府故址)，教文局址(老电影院附近)，始建于清代鼎盛时期的乾隆39年(1774)，经两知县的努力，初具规模。道光时，又经知县张瑾的增修，书院范围扩大，书院街名缘于该书院的修建。1931年春，通江县立初级中学校(现通江中学)迁入书院，并增修前院两廊及校门圜栅。1933年，中共川陕省委党校设在院内。罗世文、廖承志等革命家曾任教于党校。
一、《东皋书院碑序》原文
《易》：“观手人文，以化成天下。”我国家重熙累洽，久道化成，辟雍钟鼓之休，灵台頖[pàn]壁之制，札乐百年，偏于乡国，故文明光于海隅，弦诵浃[jiā]乎山陬[zōu]，庠序学校，郁郁彬彬，诚足登三而咸五也。
维兹通邑，僻在万山中，考之邑乘，前邑侯乐韶建治于壁山诺水间，自唐宋元明并未建立书院，虽科甲冠于他邑，不过借党塾观摩而已。乾隆甲午岁，邑侯张公邦桓，楚醴[lǐ]陵人也，以军功宰是邑，就署东原上，鸿开基址，创修书院，额曰： “东皋”。未几，以疾请假归。经风雨剥蚀，而堂阶门庭一时倾塌，几等蜃楼海市也，幸逢邑侯蒋公士椿，西川德曜，江左伟人。乾隆乙亥岁，署篆山城。年丰民和，刑清政简，以琴堂之清音，谱弦歌之雅化，惄[nì]念张公之善作，而无以善成之，则前功尽弃方可惜也。愿出请俸谋之绅士，举农、工、商、贾靡不踊跃罄囊，共勸[quàn]盛举。于是命匠鸠工，鼛鼓废坠皆兴。举前此之倾塌者焕然一新。
夫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而贤侯宰风化之权，一行作吏，上体圣天子菁莪[é]棫朴之治，广教泽于僻壤，步鹿洞之矩，仿胡瑷之治。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异日者，吾邑贤杰辈出，人文丕振。步蟾宫，题雁塔，历金门，上玉堂，两公作育之力，共河山而不朽矣!不将与文翁之化后先媲美哉?
予幸落成，爰[yuán]志其始末，以俟来者之勿替引之也，是为序。
作者：朱昱，生卒年月无考。通江人，乾隆乙丑进士，历任华阴、禹城、商河知县。中进士后30年撰写了《东皋书院碑序》。
二、《东皋书院碑序》白话文译文
《易经》中说：“观察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从而教化天下，使天下归于文明。”我们国家历代皇帝圣明，恩泽深厚，长久以来以道德教化天下。国家最高学府里钟鼓齐鸣、礼乐繁盛的景象，以及灵台、泮宫等完备的教育制度，历经百年，早已普及到各个乡野邦国。因此，文明的教化之光普照到了偏远的海滨，朗朗的读书声也传遍了偏僻的山乡。各地的学校都呈现出繁荣、文雅的气象，其教化之功，确实足以媲美古代最圣明的帝王了。
我们通江县，偏僻地坐落在万山之中。查阅县志，以前的县令乐韶在壁山、诺水之间修建了县城，但从唐代、宋代、元代直到明代，都没有建立过书院。虽然通江的科举功名在其他县中名列前茅，但也只不过是借助民间的私塾互相观摩学习罢了。
乾隆甲午年（1774年），县令张邦桓（他是湖南醴陵人），凭借军功来治理本县。他在县衙东面的原野上，大规模地开辟地基，创建修筑了书院，并题写匾额命名为“东皋”。没过多久，他因病请假回乡。书院经过风吹雨打，堂屋、台阶、门庭一时间全都倒塌毁坏，几乎就像海市蜃楼一样成了废墟。
幸好遇到了另一位县令蒋士椿。他是西川的贤良官员，江南的杰出人才。乾隆乙亥年，他来到山城通江代理县令。当时年成丰收，百姓和睦，刑罚清明，政务简明。他不仅用理政的雅音谱写出教化百姓的弦歌，还深切地挂念着张公当年创办书院的善举，觉得如果没有将其完善，导致前功尽弃，那就太可惜了。于是他自愿捐出自己的俸禄，并与地方绅士们商议。一时间，农民、工匠、商人无不踊跃响应，倾尽钱囊，共同促成这项盛举。于是请工匠、招集人手，连敲鼓催促开工，将之前倾塌的建筑全部重新修葺，使其焕然一新。
一件事如果没有人去开创，再美好也不会彰显；如果没有人去继承，再兴盛也无法流传。而贤明的地方官掌握着教化风俗的权力，一旦上任为官，就能向上体察圣明天子培育人才的治国理念，将教育的恩泽广布到偏僻的乡野。他们效仿白鹿洞书院的规矩，学习宋代大教育家胡瑷的治学方法，这绝不是平庸的官吏所能做到的。将来有一天，我们通江的贤才俊杰必定会层出不穷，人文风气大为振兴。他们步入科举考场，金榜题名，进入朝廷中枢，登上翰林玉堂。张、蒋两位县令培育人才的功劳，将与通江的河山一样永垂不朽！这难道不是与汉代文翁在蜀地兴办教育的功绩先后媲美吗？
我有幸见证了书院的落成，于是记下它修建的始末，以此期望后来的人能够继续传承，不要让书院衰败废止，这就是写这篇序言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