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的“特务队”是很出名的，行军时跑前跑后，休整的时候，他们就钻到敌占区去活动，行动起来真是神出鬼没，还经常单枪匹马深入敌群，有时押着俘虏从我们哨上走过，大家真羡慕极了，只要一提起“特务队”来，就能联想到许多惊险有趣的故事。当时他们的名字可响了。
1934年夏天，四川军阀刘湘等向苏区展开了六路进攻，企图占领八庙垭（今南江县八庙镇）。为了给敌人迎头痛击，31军首长命令“特务队”深入敌后，捉几个俘虏来了解情况。“特务队”多数是两湖一带的人，而敌军都是四川人，在敌后活动，要是满口两湖话实在是不方便。当时我在长赤县地方干部编成的“袭击队”里当副排长，组织上就叫我给“特务队”带路，我心里真高兴极了。
傍晚我就跟着队伍出发了。
刚下过小雨，满天乌云还没有散，我们下了山，天愈来愈黑，这就给我们的行动很大的方便。我赤着脚在前边领路，绕过几座小山，爬过了敌人的封锁线，钻进了敌占区，在两河口到赤溪场的大路旁，找了一条小山沟隐蔽下来休息。
天刚有点朦朦亮，就见公路上慌慌张张地跑来一个老乡，我急忙迎上去一看，原来是李大宝二叔的邻居，我截住他一打听，正好他刚从敌人那里跑回来。他说：“罗旅三团今早要向赤溪场开，拉我去抬“滑竿儿”，我不干，就偷着跑回来了”。我马上把情况汇报给鲁副队长。他看了一下地形，就叫我们埋伏在大路两旁的包谷林里等着敌人。
一直到中午敌人还没有影子，太阳象火盆似的烤着，闷得人喘不过气来。心里着急，浑身汗水不住地往下流，真想到路旁的大河里洗个澡，可是跟人家“特务队”执行这个任务可不敢那么自由。
正趴着呢，忽然大路上出现了敌人的尖兵，过了一会儿，大队人马象串线似的过来了。“哎呀，可盼来了！”我高兴地说，“副队长，干吧?”他摇摇头说：“不行，我们人少，这样硬干是会吃亏的，抓不着活的就完不成任务。”我没出声。咱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干法，只好一个一个地给敌人查着数，等数到九百多个的时候，突然后面出现了几抬“滑竿儿”，我以为是官儿来了呢，仔细一看，穿得红红绿绿的，原来是官太太。
眼看着太阳下山了，敌人大队人马都走远了，就剩下一条光溜溜的大道。唉，真可惜，把敌人白白的放跑了，我心里正憋气呢，忽然有人高兴地说：“副队长，你看，又来了”！副队长用镜子一望说：“呵，来了五个，还有两个带匣子的。”大伙一听有匣子，都说：捉住他，这回可不能叫他跑了！副队长挥了一下手说：“快埋伏好！”他急忙化妆穿上了罗旅的上尉衣服，我也穿上个二等兵的衣服。等敌人快进埋伏区的时候，我俩大摇大摆地迎上去。
“哪一连的?干什么去？”我知道敌人习惯这样问说，所以我先用四川话问他。
“旅部往三团送信的！”他又问我：“你们是哪连的?”
“三团团部的！”我一面回答一面走近。敌人跟着说：“拿信看看！”敌通讯兵一面摸信，一面忧疑地问：“三团不是才……”我忙着说：“我们到后边办事去。”这时候副队长已经接近了他，猛的一下子抓住了他的匣子枪，路两旁埋伏好的同志一拥而上，把这五个家伙围住。他们看我们这么多人，都吓呆了，一个个都举手缴枪。我们把他们拖进了包谷林。
信里有口令，对驻军的指示文件。副队长看完信，又询问了俘虏的口供，了解了敌人部队的番号，住址和长官姓名等以后，就挑选了三名最精干的队员，加上我和副队长，穿上了他们五个人的服装，其余的队员押着五个俘虏连夜赶回军部。
他们走了以后，副队长说：“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可是根据刚才了解的情况，敌人行一天军，一定已经是人困马乏，不会有什么戒备，咱们借这个机会进去摸他一下。”我们几个都同意。为了赶路，我们就一边走一边研究怎样扰乱敌人；规定了联络信号，集合地点。他还嘱咐我说：“要沉着，冷静，别害怕，碰上敌人就大胆的回话。”我知道他们在敌人心窝里活动是有经验的，所以我更加有信心了。
天黑的时候，我们到赤溪场，互相叮嘱了一下，继续前进。约摸快到岗哨的时候，我们几个放慢了脚步，故意有说有笑的边走边谈着，好象在家里一样轻松自如。突然前边哨兵喊：“谁?”
“我！”我也提高了嗓门回答。
“哪一连的?过来一个。”
“旅部送信的！团部在哪?”我边说边接近哨兵。
他看我穿着他们一样的服装，用手一指说！”顺这条道往里走，前面哨就是。”
这里我很熟悉，我们五个人沿着曲曲弯弯的石阶桥向原来区委会的门口走去。我和副队长在前面刚上了两步台阶，门口上的哨就问：
“哪一连的干什么?”
“旅部派来送信的。”
“口令！”“你有口令吗?”
我笑着走到门口说：“口令在我这里呢！团长在哪办公?”
我摸出了口令信。
哨兵一看，懒洋洋地说：“点灯哪屋。”
我说：“他们四个有公事要见团长。”也没等哨兵答应，我向他们一摆手说：“进来吧！”我们五个大大方方地进了院，留下二个队员在院里隐蔽起来监视敌人的行动，其中一个迅速地藏在黑暗的角里.用枪对准了懒洋洋的哨兵，掩护我们的行动，我和副队长进了正房的办公室。
房里点着五、六盏桐油灯，有六、七个人趴在桌子上正忙着干什么。我给胖猪似的团长敬礼报告：
“旅部通讯兵前来送口令！”双手将信递上去。那个胖猪团长用眼瞟了我一下，我急忙往后退了一步靠着副队长站在一起，心思怦怦直跳。那家伙接过信，满不在意的拆开，其他人看了我们一眼又忙过去了，我的心才稍稍平静下来。这时候，副队长向我递了一下眼色，端起了冲锋枪对准正在发愣的胖团长和那一群军官们就是一梭子，跟着又拉开一个“地瓜弹，”转身跳出门外，轰的一声满屋里冒起黑烟，灯也震灭了，上间房屋里的敌人嗷嗷直叫。
当我们退出门来时，门哨已打死了，他们三个正向门口打枪呢。副队长把得来的敌人的信号枪对着天上打了两发红色信号弹（这是敌人规定继续战斗的信号）。这一来不要紧，就听见东面也跟着响起了一片步枪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敌人自己已炸了营。
这时候，另外三个人趁着乱动，摸到一个大屋子里，行了一天军的士兵都累得横躺竖卧地睡了，乱得象个大猪窝似的。桌子上架着两挺机枪，墙角上有几个围在一起吸大烟。
他们一进屋，敌人还以为是自己人呢，也满不注意，一个队员上去就把机枪夺过来，照着人群开火了，这一下敌人可惊了，鬼哭狼嚎地东一头西一头来回乱撞。我们一挺机枪，一支“手提式”，来个轮着扫射，真打得痛快，副队长憋不住了，用湖南话喊着：“机枪班上来！二连从后面截住！三排给我冲！”我们也一边打一边喊：“打呀！杀呀！抓活的！……”
这功夫满镇子到处都是枪声，手榴弹声，敌人已经蒙了头，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加上天又黑，也分不清是谁，乱成了一锅粥。副队长一看，闹得差不多了，就朝天上打了一梭子匣子枪，我们五个人退出了镇子。
这时候敌人团队已经起了熊熊大火……我们得了两挺机枪高高兴兴地离开了赤溪场，可是敌人自己的战斗还没结束哩！后我们攻下了赤溪场，老百姓对我说：“白军有一天晚上炸了营，打了大半夜，团长都打死了，往外抬了数不清的死尸，……也不知是怎么搞的，自己跟自己干起来了……”
我们笑着了，心里说：“是呀！这件事只有我们五个才知道哩。”
原载《钢铁子弟兵》（上世纪60年代，书藏重庆北硌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