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仓道”命名依据
一、米仓道命名与刘邦据汉中，巴蜀之民供给军糈有关
《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汉王引兵东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
《汉书》卷一《高帝纪》：“汉王既至南郑，诸将及士卒皆歌讴思东归，多道亡还者。韩信为治粟都尉，亦亡去。萧何追还之，因荐于汉王，曰：‘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于是汉王齐戒设坛场，拜信为大将军，问以计策。信对曰：‘项羽背约而王君王于南郑，是迁也。吏卒毕山东之人，日夜企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宁，不可复用。不如决策东向。’因陈羽可图、三秦易并之计，汉王大说（同“悦”——引者），遂听信策，部署诸将。留萧何收巴蜀租，给军粮食。”
因巴蜀民众筹粮有功，“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巴蜀粮食充足，“兴关中卒乘边塞。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日后刘邦又在洛阳南宫招饮群臣，表扬萧何：“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引文均出自《汉书•高帝纪》）。《华阳国志•汉中志》的记载相同：“项羽封高帝为汉王，王巴蜀三十一县。帝不悦。丞相萧何谋曰：‘虽王汉中之恶，不犹愈于死乎？且语曰‘天汉’，其称甚美。夫能屈于一人之下，则伸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愿大王王汉中，抚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帝从之，都南郑。及项籍弑义帝，高帝东伐，萧何常居守汉中，足食足兵。既定三秦，萧何镇关中，资其众，卒平天下。”
刘邦封汉王，任命萧何为丞相。刘邦率军平定三秦时，萧何留守汉中，镇抚巴蜀，告示百姓归附，让巴蜀民众供给军糈。作为大后方，位于西南的巴蜀之地当时是稻米的主产区之一，稻米等军用物资便从南往北源源不断输送到南郑及三秦地区。巴蜀因盛产稻米，被形象地喻为“米仓”，这条给汉王刘邦输送军糈的古道，从功能讲，当时名“粮道”，加之它翻越后世名叫“米仓山”的大山，顾祖禹便将它命名“米仓道”。
二、米仓道命名与“米贼”在通往巴蜀的道路上建义舍置义米有关
王子今先生认为，经过巴山，联系巴中和汉中的米仓道很可能很早就已经开通。但是这条古道通行的早期，似乎并没有明确的定名。米仓道得名或许与“米贼”“米巫”巴、汉割据时代刻意经营与频繁利用这条道路有关。思考这一问题，亦应当注意“五斗米道”推进公共交通建设之“义米”制度。“米仓关”称谓应当来自米仓道，而“米仓道”和“米仓山”定名的先后尚未可知。不过，“米仓道”“米仓山”“米仓关”名号的由来，应当都与“米”有关。王氏引《说文》“仓，谷藏也。仓，黄取而藏之，故谓之仓。从食省口，象仓形。凡仓之属皆从仓”，“米仓道”“米仓关”名号所见“米仓”，说明“米仓道”“米仓关”联系和控制的地区，当时是重要的稻米生产基地，收成应颇有剩余，可以储积即“取而藏之”。（《生态史视野中的米仓道交通》《中国蜀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汉中市博物馆编，三秦出版社，2014年，第435页—436页）
《三国志》卷八《魏书•张鲁传》：“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別部司马张脩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脩杀之，夺其众。焉死，子璋代立，以鲁不顺，尽杀鲁母家室。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黃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县（同“悬”——引者）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
《华阳国志》卷二《汉中志》：“汉末，沛国张陵学道于蜀鹤鸣山，造作道书，自称‘太清玄元’，以惑百姓。陵死，子衡传其业；衡死，子鲁传其业。鲁字公祺，以鬼道见信于益州牧刘焉。……初平中，以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断谷道。鲁既至，行宽惠，以鬼道教。立义舍，置义米、义肉其中，行者取之，量腹而已，不得过。过多，云鬼病之。其市肆贾平，亦然。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学道未信者，谓之‘鬼卒’，后乃为‘祭酒’。巴、汉夷民多便之。其供，道限出五斗米，故世谓之‘米道’。”
《后汉书》卷七十五《刘焉传（附张鲁）》：“鲁字公旗。初，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陵传子衡，衡传于鲁，鲁遂自号‘师君’。其来学者，初名为‘鬼卒’，后号‘祭酒’。祭酒各领部众，众多者名曰‘理头’。皆校以诚信，不听欺妄，有病但令首过而已。诸祭酒各起义舍于路，同之亭传，县置米肉以给行旅。食者量腹取足，过多则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然后行刑。不置长吏，以祭酒为理，民夷信向。”
张鲁，字公祺（《后汉书》作“公旗”），沛国丰邑（今江苏徐州市丰县）人。祖父张陵，客居四川，在鹄（鹤）鸣山（在今成都市大邑县）学道，编造道书迷惑信众。与之学道的人须交五斗米，当地人称张陵“米贼”。张陵死，其子张衡继承遗业；张衡死，其子张鲁继承衣钵。益州刺史刘焉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命他与别部司马张脩一同带兵去攻打汉中太守苏固。张鲁借机杀张脩，夺其兵权。刘焉死，其子刘璋继位。因张鲁不顺从刘璋，刘璋将张鲁母亲一家人尽数诛杀。张鲁据汉中后，用鬼道迷惑百姓，自称“师君”。那些跟随他初学道的人都称“鬼卒”，学道到一定程度时改称“祭酒”。祭酒各领部众，人数最多者为治头大祭酒。张鲁教导教民诚实守信用，不要欺诈，有了缺点、错误要自我反省与检讨，其教义大致与黄巾军同。各祭酒在道路旁边建起义舍，像驿站一样，置义米、义肉于义舍中，往来巴、汉的行人根据自己饭量大小吃饱为止。如果贪吃，鬼神就会让他生病。教民如果犯了法，前三次可以原谅，再犯就处死。基层不设置长官，一切都由祭酒来管理，汉人和少数民族人都乐意接受管理。
“诸祭酒各起义舍于路，同之亭传，县置米肉以给行旅”，这正是“五斗米道”推进公共交通建设之“义米”制度的举措，也是“米贼”“米巫”在巴、汉割据时代刻意经营与频繁利用这条道路的佐证。
三、米仓道命名与宋金战争期间输送军需物资有关
宋金战争期间，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夔州路作为大后方，其所属州、县积极为前线的宋军筹集粮草，通过不同途径运往前线。利州东路所属的巴州及其属县难江县〔明正德十一年（1516）更名“南江县”〕因米仓山阻隔，亦是宋金战争的大后方，正好又位于米仓道南段，巴州、难江县为前线运输粮草，必须经过米仓道。
巴中市巴州区南龛第065龛外龛左壁题记：“曾口县令冯翊杨百药，自祁山运米回县，纵步于此。有宋乾道改元乙酉仲春清明日，男庭芝侍行。”
此乃冯翊（今陕西大荔）人、利州东路巴州曾口县令杨百药在儿子杨庭芝陪同下，率民工经米仓道至兴元府，再经故道（陈仓道）南段、阴平道（略阳—文县—西和），往抗金前线祁山（今甘肃礼县祁山镇）运送军粮，返回巴州后，在南龛的题名，时为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清明节。时值宋金签订“隆兴和议”，宋再割商州、秦州给金兵。
不仅军需通过米仓道运输，前线重要信息也通过米仓道传播。
南江县城附近米仓道旁琉璃关（琉璃寺）摩崖石刻：“绍兴三年二月十五日，金贼犯兴元府。弓级任荣记。”
绍兴三年即公元1133年。此乃宋金战争初始阶段。金兵侵犯兴元府（宋代汉中仍沿袭唐代旧称，名“兴元府”），消息正是通过米仓道等入蜀道路向大后方传播。
四、米仓道命名与道路翻越米仓山有关
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陕西五•米仓道》引贾耽“兴元之南有道通于巴州，路皆险峻，中间有米仓山，在南郑西南百四十里”，可知“米仓山”这一山名唐代就有了。贾耽，字敦诗，唐德宗贞元九年（793）以右仆射衔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曾任山南西道、山南东道节度使，对今秦巴地区山川形胜了如指掌，也多有研究，一生撰著颇丰，《旧唐书》《新唐书》均有传。
笔者曾考证《山海经》卷五《中山经•中次九经》中的“风雨之山”即米仓山。秦汉时期，米仓山名“风雨之山”。（周书浩：《巴中虎事》，《巴中日报》2021年1月9日第2版）
《舆地纪胜》卷第一百八十七《利东路·巴州·景物下·米仓山》：“《系年录·绍兴三年》云‘巴之北境即米仓山’，下视兴元，出兵之孔道。”明人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之二十五《川北道·保宁府二·巴州》引此条云：“《系年录》‘巴之北境即米仓山，下视兴元，出兵之孔道’，即今关堡相望矣。”
“王岩叟《系年录》一卷”见《宋史卷二百三·志第一百五十六·文艺二》，今佚。王岩叟，元祐六年（1091）拜枢密直学士，事见《宋史卷三百四十二·列传第一百一》。再将时间延后，至迟北宋时期巴州北境就有山名“米仓山”。在山的最高处，可以俯瞰兴元府周边地区，山中有“出兵之孔道”（行军的大道），这孔道就是米仓道。按曹学佺“即今关堡相望矣”的说法，明代中后期，米仓山关隘与堡垒遥相呼应。洵不诬也！明嘉靖八年（1529）重修的米仓关、嘉靖二十一年（1542）重修的巴峪关可证。
《舆地纪胜》卷一百八十三《利州路·兴元府·景物下》“米仓山”条：“一名仙台山，详见仙台山下。”又“仙台山”条：“《晏公要类》一名玉女山，在南廉水县。《道家生经》云，此山仙人、玉女所居之地，一名米仓山，与大巴山相连，有韩信庙及截贤岭，云萧何追韩信至此。”该书卷一百八十七《利州路·巴州·景物下》“两角山”条王象之按语：“……近者开禧逆曦之变，士大夫之逃难者，亦多由米仓（山）以东归，此正趋荆楚之路。”
南宋徐梦莘编撰《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五十五：“……至是复念非庶不可以抚葺兴元，乃复起庶参谋，委之巴南，招抚散亡，俾驰诣巴州，措置梁、洋一带。庶至巴，急散榜梁、洋境，上招其军民，不数日，远近来会。巴之北境米仓山，下视兴元，出兵之孔道，于是金人不敢深入。”
《宋史卷三百九十六·列传第一百五十五·程松》：“……未几，金人封曦为蜀王。曦遗松书讽使去，松不知所为。兴元帅刘甲、茶马范仲任见松，谋起兵诛曦，松恐事泄取祸，即揖二人起去。会报金人且至，百姓奔走相蹂躏，一城如沸。松亟望米仓山遁去，由阆州顺流至重庆，以书抵曦，丐赆礼买舟，称曦为蜀王。”
《宋史卷三百六十七·列传第一百二十六·郭浩》：“绍兴元年，金人破饶风岭，盗梁、洋，入凤州，攻和尚原。浩与吴璘往援，斩获万计。迁邠州观察使，徙知兴元府。饥民相聚米仓山为乱，浩讨平之。”
《大明一统志》卷三十四《汉中府·山川·米仓山》：“在府城南一百四十里，上有韩信庙，相传萧何追韩信至此。”
以上是宋代、明代文献对米仓山地望的记载。下面我们再看看顾祖禹对米仓山的记载。
《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陕西五·汉中府·米仓山》：“在府西南百四十里，牟子才云‘汉中前瞰米仓’是也；又孤云山在米仓西，志云‘山在褒城县南百二十里，亦曰两角山’，皆南达巴中之道也。”牟子才，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进士，官员、学者，《宋史》有传。引文说明南宋时期米仓山地理位置同样重要。
《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陕西五·汉中府·巴岭山》：“在府西南一百九里，亦曰大巴山。其山延绵深广，中包孤云、两角、米仓诸山，南接四川巴州之小巴山。”引文旨在说明唐代的巴岭山（巴岭）就是大巴山，大巴山又包括孤云、两角、米仓等山，或者说孤云、两角、米仓等山组成大巴山，大巴山是整体，孤云、两角、米仓等山是局部。大巴山面向汉中，与南向四川巴州（南江县）的小巴山山体相连。顾祖禹对大、小巴山的界定，正好与明嘉靖十七年（1538）戊戌科巴州籍进士周建邦在《创建巴峪关记》（见嘉靖《保宁府志》卷之十二《艺文纪二》）中写的“大巴山南峙面蜀，小巴山北峙面秦”相反。《读史方舆纪》卷六十八《四川三·保宁府·南江县》“大巴山”条：“县北二百里，高耸千寻，岩径极险，春夏积雪不消，与汉中诸山相连，为巴、汉巨镇，梁州中土也，一名巴岭山。又小巴山，在县北百里，其险次于大巴，而高峻积雪相似。又米仓山在县北八十里。”又“巴江”条：“在县南。《志》云：‘南城下有几水，古名难江水。源出巴汉间，自东北汛激而来，循公山之麓，纡回而下，汇于巴水，如几然。’又南江源出米仓山，亦自县治前而南与巴江合，盖二水即巴江上流也。”
鉴于“出兵之孔道”翻越巴岭，又主要跨越米仓山，这条孔道命名“米仓道”就顺理成章了。
巴岭（巴岭山）实际就是大小巴山的统称，米仓山是巴岭的支脉之一，它们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今天，现代地理学已将大巴山、小巴山称谓规范，统称“大巴山”。作为大巴山支脉，“米仓山”这一称谓继续使用，并成为网红地名、游览胜地。它是四川南江县境内的主脉（最高峰为光雾山），也是四川与陕西的界山之一。
李烨认为米仓山得名与廉水县设置有关：“米仓山的得名，从廉水县的设置原因，或者能窥见其一二。廉水县设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收集粮食，将粮仓修建于此附近。正是出于军事需求，粮食也相对安全。宋代汉中粮食以稻谷为主，称为‘米仓’正源于粮食收藏的大宗而言。在山区以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工建筑来命名一个地方是一种习惯，以‘米仓’命名该山正符合这一习俗。”（《巴山古地名杂考》《中国蜀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汉中市博物馆编，三秦出版社，2014年，第450页）
从文献对米仓山的记载看，米仓山得名远远早于廉水县设置，换句话说，米仓山得名与廉水县设置无关。
《舆地纪胜》卷一百八十三《利州路·兴元府·南郑县》“廉水县”条：“廉水县，次畿，在府南五十里。绍熙四年（1193）安抚（使）宇文价奏，于南郑县南路石幢修置廉水县，以便民户输纳，省南郑县丞，改县令就南尉兼主簿之职，析治诸事焉。”
《宋史卷八十九·志第四十二·地理五·利州路·兴元府》：“次府，……县四：南郑（次赤），城固（次畿），褒城（次畿），西（次畿，至道二年割隶大安军，三年还隶，有锡冶一务）……南渡后，增县一：廉水（次畿，绍兴四年析南郑县置，以廉水为名）。”
《舆地纪胜》记载廉水县绍熙四年（1193）设置，目的是“以便民户输纳”，即囤积、中转军粮，支援宋军抗金。《宋史》记载绍兴四年（1134）析南郑县设置廉水县。两书记载设县时间不一，孰是孰非，待考。但从时间段看，都在宋金战争期间。
《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陕西五·汉中府·廉水》：“在府城西南四里。《梁州记》：‘水出大巴山北密谷中，流经南郑县西龙冈山下，又北至褒城县境入于汉。’今府南十五里有杨村堰，又南五里为鹿头堰，又南五里为石梯堰，俱引廉水以溉田。”
廉水县治位于今汉中市南郑区廉水镇廉水村。米仓道由南郑出发，循廉水而上，抵廉水县，经今南郑区新集镇一带平川，南达黄官岭，便进入米仓山，然后通往四川南江、巴州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