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
米仓道作为夏末商初巴人开辟的一条通道，其重要性在于：北上夺关中占中原必先经金牛道或米仓道夺汉中，南下亦必先夺汉中然后经金牛道或米仓道征巴蜀据西南，其主要用途就是军事。唐代，米仓道直接连通山南西道治所兴元府，也是直接连通京师长安的大道，并且有地方政府维修从而保障其畅通（太守郑子信组织符阳郡民众维修道路）。宋代，它仍然通往利州路（南宋属利州东路）治所兴元府，同样有人维修道路。南江县城附近米仓道旁琉璃关遗址，有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秋修路碑，记载以侯南基为首的道教信众任用道士何永德修路事：“古道江边，夏水暴涨，则不便往来。命道人何永德凿崖载石以取道焉，庶为千古不朽之迹。谨题流离关。大宋癸亥嘉泰三年秋，科首侯南基洎当境信士。石匠赵忠顺记，张刚书。”所谓“凿崖载石以取道”，就是开山取石修建石板路。维修米仓道除了地方政府主导外，当时民间力量也积极参与。唐宋时期，米仓道沿途州、县基本都在一个政区内，官员视察，文书传达，商旅往来，其通行率达到了历史时期的高峰。元代设立行省，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分陕西四川行省为陕西、四川二行省〔其后一度再合二为一，至元二十三年（1286）又分为二〕，陕西行省治安西路更名奉元路，兴元府属之，此前以“山川形便”的地理单元划分政区的原则被弃之，继而被以“犬牙交错”的地理单元划分政区的形式所取代，兴元府与巴蜀长期同一政区的格局被打破，除了商旅，再无政治上的联系，米仓道开始边缘化，通行率大大降低。明正德初年“鄢蓝之乱”后，地方官员审势稽变，为加强防务，嘉靖年间先后在米仓山区重建米仓关、巴峪关，米仓道一度时间被管控。至清代，米仓道逐渐被行人冷落。“攀林渡涧只啼乌，绝迹村烟山径迂。”（王经芳《从汉中至南江》）清康熙初期，米仓道已荒芜如此。至道光年间，已是“路途崎岖，殊属险骇”。（张复旦《登元山怀古并记》）到了光绪年间，“冰雪裂我肤，荆棘塞我途。我马瘦不行，我仆病且呼。头上雨如注，脚下疑无路。车夫前脚行，路在泥途处。路窄低复高，泥中石如刀。石割血流踵，叫苦声嗷嘈。前者未插脚，后者屐复脱。一人几双屐，一日几摸索。艰难荷行李，泥中行复止。屈指三日程，苦于千万里……”（孙清士《南江行》）“寥落人踪少，艰难行径微。藤梢横碍眼，石角乱勾衣。”（孙清士《南江道中》）民国时期，除了当地居民行走，外地行旅越来越少，凡北出四川南入四川者，大多走金牛道。究其原因，一是明清以来行人稀少导致道路杂草丛生，逐年荒废，并且鸷兽出没；二是山体崩塌、水毁水淹，道路局部中断，官府不维护，民间亦无人修补，加之北上翻越道路曲折、险象环生的米仓山这一天然地理屏障，行走时间长、食宿成本高，行人改走他途。
“米仓道”命名，无论是与巴蜀之民给刘邦提供军糈、“米贼”于通往巴蜀之道建义舍置义米有关，还是与宋金战争期间输送军用物资或道路翻越米仓山有关，一个基本事实是：如此的多种可能性中都隐含着与粮食的关系。粮食构架、支撑起一个历史事实——战时，这条道路的主要功能就是输送粮草，即便不输送粮草，也与战争密切相关——从早期巴国军队出征助武王伐纣，到萧何追韩信（王象之《舆地纪胜》卷第一百八十七《利东路·巴州·景物下》“两角山”条对此记载的按语尤为精辟）、张鲁入巴中、张郃进军宕渠为张飞败还、王宗侃被李茂贞围求救于蜀主王建、吴曦叛宋降金四川宣抚使程松弃兴元由巴州遁阆州，《元史》卷三《宪宗纪》“是时，军四万，号十万，分三道而进：帝由陇州入散关，诸王莫哥由洋州入米仓关，孛里义万户由渔关入沔州”，《元史》卷一五四《李进传》“戊午，宪宗西征，丞相史天泽时为河南经略大使，选诸道兵之骁勇者从，遂命进为总把。是年秋九月，道由陈仓入兴元，度米仓关，其地荒塞不通，进伐木开道七百余里”，都是经过米仓道或直接发生于米仓道上的战事。可以说，这条古道充满了挥之不去的战争记忆。从“米仓道”命名，也可看到《读史方舆纪要》注重于“历史军事地理”的编撰特征。
米仓道是巴中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作为存在数千年、具有清晰而独特辨识度的古道，是重大历史事件的遗存，是各个历史时期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人类活动的结果，也是自然环境变迁的见证，它不仅传达着重要的地理信息，也表征着历史人文的形象记忆。米仓道的存在既代表巴中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承载着先贤对它深刻的地理认知与真挚的情感，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体现和文化传承载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