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进驻西乡以南的钟家沟地区，已是12月中旬。本想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可是这里已经被土匪糟蹋得不成样子，加上连年干旱歉收，粮食极缺，群众又少，大部队无法久驻。
怎么办？还得另找出路。这时，我们从敌人报纸上得知，四川军阀正在成都一带混战，有隙可乘，于是决定进军川北。
进军川北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在钟家沟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进行了认真讨论。我们分析了在这一带不便久驻和决定入川的原因，向干部说明，进军川北是最好的出路。四川号称“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地势险要，混战的军阀又自顾不暇，不论从供应条件、地形条件或敌情条件来看，以川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要比镇巴、西乡一带更为有利。这次会议，开得很好，达到了统一意志的目的，对部队鼓舞很大。
进军川北的主要障碍是横在我军面前的“巴山天险”。大巴山脉，雄峙于川陕交界处，气势磅礴，横断两省通道。我们向群众调查，得知从钟家沟经天池寺、核桃树翻过巴山，抵两河口，是条入川的捷径，但路狭山险，人迹罕至，极难通行。过了两河口，便可直下通江、南江、巴中，那里是军阀田颂尧的地盘，兵力空虚。为争取时间，出敌不意，进据川北，我们决定，以这条“鸟道”作为进军路线。
严冬时节，大雪封山，御寒衣物又极缺乏，使我军面临新的严峻考验。据老乡们说，翻越大巴山，上七十，中七十，下七十，合共要走二百一十里的路程。尤其是山顶上的七十里路，风雪弥漫，最为难走。这个时候，深入思想动员，树立部队战胜困难的信心，固然十分重要，但物资准备工作也不容轻视。我们要求每个指战员要打两至三双草鞋。带足三天的炒米和铺路、取暖用的稻草。马匹集中，供伤病员使用。多花点钱，尽可能向周围群众购买些衣被，等等。准备工作就绪后，我到七十三师二一七团做了检查和动员，他们是先遣队，担负为全军开路的光荣任务。看到那些面黄肌瘦的指战员们乐呵呵的，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充满压倒一切困难的必胜信念，使我坚信：巴山天险一定会被我军征服！
大队人马于12月19日开拔，向川北进军。
我随十二师行动。这座大山的确不易攀登，山路崎岖，泥滑难行。越往上爬越寒冷、越陡险，有些人马掉进坑里就完啦。开路的部队损失较大，牺牲了一些同志。我们在山顶上住了一宿，找些树枝，点起篝火，取暖御寒。翻过巴山，第二天晚上到达瓦室铺，几十个人住在破草棚子里睡觉。瓦室铺是通江县属的一个小山镇，百多户人家，净住些木架竹筋的房屋，外面糊一层泥巴，屋内又暗又潮。半夜里，街上忽然起了火，我们都起来救火，折腾了半夜才灭，但已烧掉了半条街。老百姓从来没见过如此好的队伍，帮助他们救火、救人、救财物，纷纷竖起大拇指赞扬红军。
全军越过大巴山后，兵分三路，迅即进通江，克南江，据巴中。从此，开始了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新时期。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延安时，陈云同志和康生找我谈过一次话，主要就是谈红四方面军去四川的问题。他们说，你们那时候是有计划地到四川的吗？我说，谁想到四川哟，哪里晓得四川是个什么样子噢！我们是一路走，一路看，最后才到四川的。我就把部队撤出鄂豫皖到四川的经过情形，说了一遍，整整谈了一天。
总之，从我军被迫撤离鄂豫皖到川北立脚，历时两个多月，转战三千里，终于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我军在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的条件下，流动作战，屡遇险境，但始终拖不垮，打不烂，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保存了有生力量。先后共歼敌近万人，自己仍有一万四千多人，占撤出鄂豫皖时总兵力的四分之三。毛泽东同志说过：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又说：“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战争目的，是战争的基本原则，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理原则，一点也离不开它。”（《毛泽东选集》第375页、第450页）因此，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战争的本质，战争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衡量红四方面军西征转战成功与否的主要依据。我们的有生力量是人，是红军队伍。
红四方面军经过那样艰难困苦的战略转战而消灭了敌人，保存了自己，应当说，是党和红军的一个伟大胜利。
（本文摘自《历史的回顾》徐向前著，人民出版社，第129—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