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山是我的第二故乡。1964年8月至1971年10月，我曾经在那里生活了7个多年头。前五年是在公社办的林场里，后两年落户在生产队，我们林场的全称叫“土兴公社新兴林场”，我落户的生产队是七大队五队。这里是四川省平昌县土兴乡。
自从1971年离开之后，几十年来，被工作所累，为生活奔波，再没有踏上过这片土地。但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她，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魂牵梦萦，刻骨铭心，挥之不去。
去年退休之后，我就一直在寻找回去的机会。今年7月，我决定回去一趟。当即，我与几位知青通话，意欲相约“探亲”。
7月25日，大暑刚过。重庆城赤日炎炎，我怀揣一颗滚烫的心，登上了去北京的10次特快列车。阔别三十八年之后，终于踏上了回乡的行程。徐谅、王辉、王树仁、杨晓路26日起程。
一、探望林场老领导
10次特快列车10点10分准时从重庆出发。
我的目的地是四川达州，列车将运行三个小时，在下午两点前到达。几十年前，渝达之间没有铁路，只有一条碎石公路通行，汽车行驶通常要花9个小时以上。那时达州还称达县，是地区所在地，下辖10多个县，平昌县是其中之一。后来，行政区划调整，被一分为二，平昌划归巴中市，达县也改名为达州市。
在达州稍事休息后，我乘4点钟的长途班车去平昌。此时，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阳光耀眼，热浪袭人。
几年前我已听说，我们林场的第一任场长谢孝俊、指导员吴明成、公社党委分管林场工作的朱崇发副书记已经去世，目前健在的尚有张大安队长和刘必全场长，两人也都到了80多岁高龄。探望这两位老人是我们此行的目的之一。
25日傍晚，我到达平昌县城，住在车站旁的一家小旅店里。空气异常湿热，使人汗流浃背，我开着空调睡了一宿。
26日早晨6点多钟起床，天气转阴，凉风拂面。按照与徐谅的约定，上午我代表大家去看望张大安。昨晚，在快餐店里，经过询问和电话联系，已确认张大安住在县城的光荣院里。于是，早餐之后，我坐上出租车就上了路。
这是分别了40年后的一次会面。一走进房间，我从背影就认出了这位老人。我快步上前，叫了一声“张队长”，他转过身来，目光迟疑，轻声道：“你是……”我赶紧报上姓名，他一把抓住我，“你咋来了，你啥时到的呢，你咋知道我在这儿呢？”一迭声地询问，眼睛眯缝着，脸上笑开了花。我们在客厅里坐下，我拿出前不久林场知青聚会的合影，一一指给他看，回答他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这位88岁的老人，耳聪目明，头脑清晰，几乎把林场几十个知青一个不落地问了个遍，共同回顾林场的岁月，都感慨万千。
1964年8月，我们17个知青初到林场，年龄都在十六七岁上下，不谙世事，不懂农活。而当时国家的要求是，第二年必须实现自力更生，自给自足。那时，谢孝俊场长在公社还兼有职务，很少住在林场，日常的运行管理其实是由张队长负责。我记得第二年的春耕时节，每天天刚亮，张队长就起了床，在院坝里跑着步子，边吹口哨边大声喊：“起床了，起床了！”然后扛着锄头上坡去看秧田的水情。等他转了一大圈回来后，我们却还在呼呼大睡，没有人起床。于是，他又加大嗓门喊叫：“起床了，起床了。”见没有动静，又大声地喊：“开饭了，开饭了！”嘴里咕噜道：“这都啥时节了，忙得屁眼子牵广线了，咋就不着急呢，这哪是搞生产哟，这咋整才对呢？”他自言自语，唠唠叨叨，显然是气急败坏了。
就这样，张队长带着我们这一群不懂事的城里娃，手把手地教我们干农活，身先士卒，耐心示范，度过了林场初创阶段的艰难时日。多年以后，一想到这些往事，我的心里总是怀着愧疚。此时，面对面望着这位老人，我由衷地说道：“感谢你了，张队长，我们几十个知青都不会忘记你的。”
以前，只知道张队长曾当过志愿军，赴朝参战负了伤。回国后，又参加县里的公路建设，率领过几千人的民工队伍。这次聊天中得知，1933年他12岁时曾跟随两个哥哥参加红军，并参加长征。过草地时与队伍失散，一路乞讨，两年后才回到家乡。鉴于他的革命经历和功绩，三年前县里批准他住进了光荣院，安度晚年。这里环境干净整洁，设施齐备，服务周到，我为张队长老有所靠而高兴。
平昌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刘伯坚的出生地，曾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共同组建旅欧共青团，1935年3月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时在战斗中负伤落入敌手，被囚17天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他为自己“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而英勇就义，1935年3月21日就义。刘伯坚让张队长引以为豪，他一定要带我去参观刘伯坚纪念园，沿着一步步石阶，我们登上了山顶。在这里俯瞰平昌县城，老人兴致很高，指指点点，给我讲述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
10点多钟，天下起了小雨，我告别了张队长，乘车前往土兴乡。与此同时，徐谅等四人从重庆出发，于当晚赶到土兴乡场。我们五个人终于会合，一致商定，第二天一起去看望老场长刘必全。
27日早晨，夜雨初歇，天朗气清，昨日的劳顿一扫而光，精神为之一振。刘必全住在五大队，离土兴乡场约3公里路，我们决定步行前往。太阳刚刚出来，晨雾还没有散尽，远处的山峦若隐若现。我们沿着新修的水泥公路行进，不时驻足观景拍照。这里的山是这样的青，树是这般的绿，风光是如此的美。远远一处熟悉的山梁进入了视线，大家都惊呼：“快看，那里是牛项颈。”这座山梁是五大队六大队的分界线，因酷似牛的脖子而得名。这里是一个交通要道，到周边几个乡场和村社必经此地。我们曾无数次地路经这里，在山梁上歇脚。今天重返故地，感到格外亲切。走到牛项颈大家不觉放慢了脚步，踟蹰徘徊，细细地品味这里的一草一木，尽情地呼吸这里的新鲜空气。
太阳高挂，蓝天如洗，放眼望去，满目苍翠。穿过一片片稻田，走过一处处竹林和房舍，我们来到了刘必全的家。严格说来，这里是他孙子国娃子的家，机耕道旁是一座崭新的砖瓦房，底楼门面开着一家小超市，刘必全和孙子一家一起生活。国娃子夫妇正好在家，热情地邀我们入座。此时，刘必全在竹林下面的老房子歇息，早有曾孙辈的小孩前去报信。不一会儿，刘必全急急地赶了上来。身材还是那般瘦小，外形还是那样精干，但步履却不再矫健，上坡时明显有些踉跄。我们急忙起身，几双手握在了一起。大家坐定，又是一阵寒暄，各自诉说别后景况。徐谅代表大家说：“刘场长，我们是特意来看望你的，你是我们的老领导，大家都很怀念你。”
我记得，刘场长是1965年4月来林场，接替谢孝俊的工作。他来后，一面带领知青大干苦干发展生产，一面加强组织领导，正式成立了林场管理委员会。与此同时，着手组建二队，为安置第二批知青做准备。5月30日，刘场长亲自去平昌接回了25名新知青，林场的队伍一下子扩大了一倍。新知青中有好多高中毕业生，这使得林场的年龄结构和文化素质发生重大变化。很快，徐谅、席慧英、杨坤铭、沈孝思、王培陵、彭君和等人成为知青中的骨干，各项工作步入正轨。林场制定了年度生产计划和远景发展规划，充实了场管委员会，成立了共青团支部，初步建立健全了一批规章制度。全场生产热情高涨，农、林、牧、副各业逐步发展兴旺，屡屡获得丰收。政治空气浓厚，文化生活活跃，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参加会演，获得全县、全地区大奖，到各大队巡回演出，受到热烈欢迎。一时间，林场声名远播，被评为全县的标兵单位，区里还组织召开了现场经验交流会。那时我也被选为林场管理委员会委员，并兼任会计。刘场长和张队长还专门请六大队的张成珠、冯济民会计来教我业务，送我去区里参加大队会计培训班。我还出席过全公社的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和五好社员代表大会，被评为先进个人，出席全县知青先代会和科学实验先代会。
值得一提的是，刘必全、张大安当时虽然在林场任职，但却仍然是农民的身份，没有额外的报酬，和我们一样挣工分吃饭。
中午，刘场长的孙媳妇弄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招待我们，夫妇俩反倒来感谢我们，一再说，“几十年了，难为你们还记得这位老人，费这么大的事来看望他。”
席间，我们也了解到这对年轻人的情况。孙媳妇是重庆荣昌人，两人在广东打工时认识后结婚，现已有两个小孩。两人用打工挣的钱，回乡修了新房，开了超市。现在，女人在家守着门面，带孩子和照料老人。男人平时用摩托车载客，每月有近2000元的净收入，过春节时还可能上万，曾干过装修，又在大型服装企业做过，有技术、有力气，不久还准备外出打工。
下午，徐谅、王辉、晓路和我返回土兴街上，王树仁去落户的四大队。我们挨个与刘场长握别，久久不肯松手。老人患白内障的眼睛，目光混浊，泪花闪动，我们的心里也很难过。此时，再说什么话都显得多余，只是默默地祝愿，好人一生平安，老人健康长寿。
二、重回土兴乡
平昌江阳汽车站，长安面的排成几路长队等候客人。我一看见车头写有“土兴”字样的牌子，就好像触了电一样，一股热流顿时涌遍全身。
车上几位年轻人也都是土兴老乡，当得知我40多年前曾经在土兴生活过，这次又专程来回访，脸上都露出惊讶的神情。汽车开出县城，翻过层层叠叠的山峦，途经元山镇、五木、风凉往土兴。我一边和几位老乡说话，一边望着窗外，搜寻那久远的记忆。司机是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姓李，家就住在土兴街上。他从我诉说的遥远年代中回过神来，问道：“你离开这里几十年了，这次回来去投靠谁呢？是啊，我去找谁呢？我不假思索地问道：“邮政所的李玉刚还在吗？”
“在，在，我和他还是邻居呢。”小李司机答道。
李玉刚当时是公社的邮政代办员，知青每到街上，第一件事就是去他那儿取家里寄来的信件、包裹或给家里寄信寄东西。大家把小小的邮政所当成聚会地点，在那里等人、交谈。可以说，和当地人打交道最多的就数李玉刚了，虽然说不上是多么亲密的朋友，但却是地地道道的老熟人。
说话之间，长安面的已经停下，小李司机下车就大声喊：“李玉刚，有重庆老知青来看你来了，看你还认识不？”
这时，天空飘着小雨，地上满是泥泞，我缓步走下汽车，离别三十八年之后，今天终于又回到了土兴。
李玉刚家正大兴土木。他的老宅子和幺女婿的新房都要加修楼层，两家毗邻而居，砖块、水泥等建材占了半边公路。
李玉刚闻声从工地钻了出来，赤着双脚，半卷裤腿，两手沾满泥沙。他眼睁睁地望着我，嘴巴嗫嚅，想了片刻，连问带猜还是叫出了我的名字。远远地我伸出了双手，他急忙将手在裤子上擦了两下，紧紧地拽着我。
李玉刚在邮政所工作几十年，因属代办性质，年老了虽说不算退休，但每月还是有600元生活费。他有4个儿女，都已安家立业，有5个孙子、外孙，三代同堂，儿孙绕膝，生活富足而安闲。说起年龄来，他仅比我大一岁，相比而言，让人唏嘘不已。
李玉刚是红军的后代，其父李长培1933年参加红军，长征后到延安，曾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1942年，随中央领导同志到重庆，其间请假回乡探亲，暂时脱离了部队。全国解放之后，他写信给组织要求归队，毛主席亲笔批示：“长培同志不宜来京，在当地为人民做有益的事为宜。”于是，留居乡间务农几十年，直至去世。老人家虽然没有一官半职，却德高望重，受人尊敬。当年我也曾见过这位老人，还依稀有些印象。
我的突然造访，打乱了李玉刚的安排。他放下手中的活路，寸步不离地陪着我。我几次说，你快去忙你的事，我到街上去逛一逛。他见我起身，也就跟着一道，嘴里直说：“莫事、莫事。”中午，我在他家吃饭，和建房的师傅们满满当当坐了一大桌。他了解到我们的行程，执意要我和正在路上的徐谅等人都住在他的家里，表情真挚，语气不容商量。
冯景阶是我当年插队落户的生产队的社员，那时他是大队的赤脚医生，走村串户送医送药，为群众服务。我和他的母亲及弟弟同住一个小院，因此，他把我也当成了他的兄弟，时时处处对我照顾有加。1971年我调离时，他跑前跑后帮忙，还送我到县城。之后一段时间，我们曾有过信件往来。前几年，我通过巴中电信114服务台，辗转找到他家的电话，恢复了联系。
冯景阶在街上修了楼房，开了诊所，午饭后李玉刚陪着我到了他的家。
下午时分，诊所里已没有患者就医，冯景阶正和几个人悠闲地玩牌。我们俩一见面，他显然有些惊奇，一把拉住我到沙发上坐下，就打开了话匣子。
上世纪70年代初，他被选拔到了公社卫生院，后来，他离职开了个体诊所。前些年，接连出了几次医疗事故，打官司、赔偿，几乎弄得倾家荡产。二十多年前，年仅三十九岁的爱人突然去世。这以后十来年，为养家糊口，里里外外，一人支撑，甚是艰难。好在三个儿女慢慢长大，大的两个女儿去县城的工厂参加了工作，小儿子也娶了媳妇，他也重新组成家庭，生活景况逐渐好转。
最近几年，夫妇俩经营的小诊所越来越红火。夫唱妇随，配合默契，景阶兄负责诊病开处方，嫂子管司药、打针输液等，由于收费合理，服务周到，药品质量可靠，疗效显著，于是声誉鹊起，每天来看病买药的人络绎不绝，赶场天还时常爆满，每年有好几万元的收益。
“我现在是生活不愁，养老无忧了。”说到这里，他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
景阶兄身体瘦弱，甚至可以用弱不禁风来形容，但他的眸子里却透露出精明与坚毅的眼神。听了他的拼搏奋斗经历，不由得令我肃然起敬。
他还跟我细数了生产队各家各户的情况，哪家儿子读大学、读博士，哪家在外打工，哪家造了新房子……
我们在摆谈之中，嫂子不时也靠近来听一会儿，或远远地望着我们微笑，一个小孙子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天色渐晚，徐谅打来电话，他们四个人正打的来土兴的路上，问我住宿安排妥否。不等我回答，嫂子对我说：“你们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在他们看来，我这次回到土兴，理所当然地应该住在他们家里。我知道没有理由推脱，也不能辜负他们的心意。我随着嫂子上到二楼，她把整层楼都腾了出来，几个房间刚做了清洁，地板、桌面一尘不染，床铺干净整洁。随即我去李玉刚家取行李，婉言感谢他的盛情。
一场大雨不期而至，晚风夹着雨丝吹进房间，带来阵阵凉意。在这盛夏酷暑之时，我盖着薄薄的被子，躺在床上，尽情地享受这份亲情和清凉。那久违了的巴山夜雨，一宿不歇，伴我进入甜蜜的梦乡。
三、做客富人家
我们几位知青回来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小小的乡场。一大早，张文凯就把我们截住，脚跟脚地粘上，要我们去他的家，不由分说地把徐谅、王辉的行李提走，我们在小食店吃早餐，他还争着来付账。
张文凯，七大队二队社员。在人民公社时代，他是队上的记工员。徐谅、王辉落户在此八年之久，与他交往甚密，友情深厚。
我们当天的行程是，上午去五大队看望刘场长后就返回，第二天“赶场”。
下午时分，张家等得急了，派两个孙子骑两辆摩托车来半道上接我们，因我们走另一条路去了林场，没有碰上，两人空车返回。
我们为寻访林场旧址，在荒山野地里跋涉了四个多小时，傍晚，筋疲力尽地回到街上，张家把我们当成贵客迎进了家门。
在宽敞的客厅里，张文凯夫妇陪着我们说话。张家儿子——这个家的当家人张希波忙着给我们敬烟、端水、削水果，一口一个“叔”地叫着，热情而又周到，女主人在厨房忙碌，三个孙子悄无声息地在房间里走动，望着我们腼腆地微笑。
这是一个富足安康且又幸福的家庭。毫无疑问，张家已进入了土兴乡的富人行列。早些年，张希波干运输，从开手扶拖拉机，跑短途，小打小闹起家，逐渐发展壮大，现在已拥有东风大卡车。得益于这几年日益加快的城乡大建设热潮，他几乎包揽了土兴乡的基建钢材、水泥、砖石的运输和经营，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运输专业大户。现在街上的住房是他前几年花了25万元买下的，上下三层楼，300多平方米。底楼作为门面，堆放少量建材和化肥、农药，日常的小宗买卖由老人经管。一年辛苦下来，有六位数以上的纯收入。
希波拿起手机，安排去饭店吃火锅。我们反复说明，下午走得太累，流了很多汗水，希望能吃一餐稀饭。见我们态度坚决，他才勉强同意。坐上饭桌，稀饭倒是有了，但做了十几道菜。席间，又是劝酒、又是劝菜，热情得使人受不了。晚上，主人又安排我们洗漱、睡觉。他们家里，电热水器、抽水马桶、电脑网络，一应俱全，与城里无异。
第二天，希波放下手中的活路，陪着我们赶场，一会儿买水，一会儿散烟，弄得我们好不自在。我们说：“你这样客气，是把我们当成了外人，耽误了你的事，我们心里很不安。”反复说了多次，他才离去。
得知我们要返回的消息，希波在电话中百般挽留。30日早上，他开着东风大卡车去达州拉货，说顺道送我们。在达巴公路口，徐谅、王辉换乘客车去南江县走亲戚，我和王树仁坐他的车去达州。
这次巴山之行，不仅会见了老朋友，还结识了希波这样的年轻人，看到他们已接过父辈的担子，走上了勤劳致富的康庄大道，真让人无比欣慰。
四、回到生产队
7月28日，我们在土兴街上赶完场，下午，我和徐谅、王辉、王树仁匆匆赶往七大队-——那个我们曾经插队落户的地方。傍晚时分，到了张文斗的家。放下背包，又急忙出门，走上山坳去看林场二队故地。夕阳照耀下，群山一片金黄。我们站在高处，看到了那块天然的大石坝，看到了河对岸的黑千洞……睹物思情，浮想联翩。
张文斗也是徐谅的老朋友。1965年从部队转业留在重庆工作，退休后返回家乡，与老伴相守。平日里，他喜好钻研中医，自身及家人的小病，自己配药医治，生活悠然自得。当晚仍旧是酒菜招待，丰盛而可口，热情且贤惠。饭后，几位社员闻讯赶来，大家围坐在院坝中，乘凉聊天，谈笑风生。
29日清晨，在张家用过早餐，谢过好客的主人，我急急忙忙赶往高家岭，到我落户的五队去。
沿着一条石头砌成的堰沟，一小时后我来到了冯全春的家。全春比我小三四岁，当时，我和他这般年龄的几个小伙子交往甚多，彼此都当成好朋友。
全春正在院子里晾晒苞谷，一抬头突然看见我走来，彼此凝视着对方，须臾，他丢下手中的农具，几步跨到我跟前，双手拍打着我的肩膀，嘴里不停地叫着我的名字……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我的心也咚咚地跳得厉害。
全春的爱人闻声过来，开口就脆生生地喊“哥”，接着说道：“这几十年来他经常都在念叨你，前天都还说起过。我嫁过来那歇，他拿出个尼龙晾衣绳给我看，说是你送的，开始还舍不得用哟，当个宝贝一样……”几句话说得大家开怀大笑。全春的女儿红梅带着她的女儿小月回娘家度假，也过来一一相见。老友重逢，还是当年那般亲热，一股浓浓的回家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
说到这些年的事，全春告诉我，“现在村里的青壮年大都外出打工，我也曾经去过，是在河南的一座小煤窑。下到深井后，我好害怕，只做了三天，就回来了，还是老老实实在家种田好。”
现在，他家种了八亩地，水田旱地各半。水田夏季种稻子，秋冬点油菜，旱地里小麦、玉米、红薯间作套种。一年四季，田土不歇，季季都有收成，样样都得丰收。每年要收获稻谷、玉米上万斤，出槽肥猪七八头。他家还开有粮食加工机房，打米、磨面、粉碎、榨油、挂面样样都做，既是自家方便，也对外服务，是一项顺带的副业。
全春的大儿子卫东，早年就读于西南财经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现正攻读心理学博士，在成都娶妻生子，购置了房产，还为父母亲准备了养老之所。说到这里，全春脸上堆满了笑容，我知道这是夫妇俩最引以为豪的事。
下午，我去拜访了冯明奎书记和周树发、李爱芳等人家。又到我曾经住过的老房子、曾经种过的自留地、曾经使用过的水井边去转悠，重游故地，件件往事涌上心头，使人难以自持。
傍晚时分，我回到全春的家。只见屋檐下堆放着新摘下的玉米棒子，晒坝上的玉米粒扫成了几个小堆，一群鸡仔忙着啄食。我正与小月说话间，几个大人回来了。全春背了满满的一大背笕玉米棒子，弟妹母女俩弄了两筐红薯藤。
太阳的余晖消失在屋檐底下，弟妹走进厨房，炊烟冉冉升起。全春进进出出，东收收西拣拣，不曾停歇。
饭菜端上了桌子，大家入席，又杀了鸡，还炖了肉，满桌的佳肴，满杯的啤酒。我知道，在这家人的眼里，我既是回家的亲人，也是远道而来的客人。
五、归去来兮话感受
六天的巴山之旅结束了，风尘仆仆，来去匆匆，总算是了却了三十八年来的一桩心愿。重回巴山，无论是在县城在场镇，或是在村社在农民家中，所到之处，耳闻目睹，无不强烈地感受到山乡几十年来的沧桑巨变，而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农民生存状态的改变。
过去，在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下，生产队按照大队和公社的指令，组织社员完成种粮种棉的计划任务。全体社员一年到头都在地里劳作，种多、种少，种什么、怎么种，全凭上面安排。劳动的收获首先是上缴国家的公粮，剩余的按照工分分配到户，那时再好的丰收年景，都难以解决一家人的温饱。农民被牢牢地绑缚在土地之上，被动地劳动生产，犹如种田的机器，好似工分的奴隶。
“现在我们农民的日子真是好过啊！”冯明奎书记动情地说道。
“国家取消农业税的举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从古至今，历朝历代，缴纳皇粮国税都是天经地义的事，现在一下子就取消了，不缴了。非但如此，反过来国家还给予补贴，每亩田地每年可领到七八十元钱呢。除此之外，还有诸多的惠民措施。”他掰开手指，给我细数了关于转业、退伍军人的优抚，对贫困家庭的救助、基层干部的养老保障等等政策细节……
冯明奎年轻时参军，在海军航空兵部队服役，是当时见过大世
面的人。回乡后，曾长期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现在虽说已到70多岁高龄，但对国家大事仍了然于胸，他的话准确地反映了农民的心声。
在冯全春的家里，我看到了一幅真实的生活场景。全春夫妻俩耕种八亩田土，在不能使用农业机具的山区，负荷不能说不重。正是玉米成熟的时节，坡上有5000斤玉米等待收获。只见两人配合默契，屋里屋外，大小活儿安排得井井有条，进进出出皆无空手，即使在汤院里行走也是大步流星。面对丰收，他们的身心都透露出喜悦。在我的眼里，劳动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享受，忙碌是一份快乐。
那天中午，一家人商量出栏肥猪的事，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话头是由猪肉贩子来电话说起的。饭桌上，男人说：“我看猪肉行情一直在涨，前几天四块五，今天四块七了，我想等涨到五块再卖也不迟。”女人道：“这样也好，等价格涨，也等猪儿再长几斤。”在一旁的女儿听罢，拿起手机，通知猪肉贩子，今晚上不来了，过几天再联系。短短的几分钟，一件大事就商量妥当。我叹服他们的精明和算计，更感受到了那种自由自在、自主自为、自强自信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
到处都在修建新房，两三层的砖混小楼比比皆是，各色瓷砖镶嵌的墙面，宽大的塑钢玻璃门窗，在阳光下格外耀眼，土墙瓦房的时代行将结束。冯景阶告诉我：“看哪家富裕与否，就看他修没修楼房。”
家家户户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挣钱，或在乡场或在县城经营大大小小的生意。因此，有的举家迁移到场镇，在那里修房定居；有的到县城买了商品房，住在高档的小区里；还有的打算今后到成都、重庆等大城市去养老。说到这些，刘必全的孙子感叹道：“现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再挣不到钱就说不过去了。”
生态环境的变化也使我惊讶。记得过去，除缺吃少穿之外，煮饭没有柴烧，耕牛缺乏青草也是很突出的矛盾。那时的山坡被开垦成了田地，种上了庄稼，仅沿河沟边有零零星星的几片树林，还需派专人守护。这次回去正值仲夏，只见山山岭岭，郁郁葱葱，房前屋后，绿树成荫。沿河两岸已长成无边的森林，笔挺的松树有水桶般粗细，山深林密，已很少有人进出。据说，已发现有猴子、黑熊、豹子等动物。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于当时封闭的农村来说，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冯明奎书记回忆道：“公社一再交代，知青安置是一件大事，一定要做好。当时，限于条件，也没有照顾好你们，很对不起。”张大安队长说：“那时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办好林场，争取转为国营，让大家过上好日子，给你们的父母一个交代。”听到这些话语，怎不令人感慨。
记得我初到生产队那天，队里的老老少少都挤到我住的小院来看热闹，见我孤零零的模样，几位老人不住地抹泪。有几家社员主动给我送来盛粮的柜子、板凳和小桌子，甚至还有一只起夜用的尿壶，帮助我安置起简陋的栖身之所。回想这些往事，常使人眼含热泪。
“七年相依草木亲，汗水结成友情真。”这次回生产队见到老乡，真是有“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觉。也难怪王树仁回到她曾经居住过的地方，面对房屋废墟放声大哭，徐谅指着他曾经的自留地、自留山、猪圈时，激动得语不成声。
四十多年前的知青经历，给我的人生历程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七个多年头的艰难困苦，磨炼了我的筋骨，磨练了我的意志，使我尝试了自立，学会了坚强，懂得了珍惜，很快地成长成熟起来，面对回城后的人生岁月，有了曾经沧海的底气和本钱。
逝去的时光好似一只米筛，把当年的苦痛和惆怅通通滤掉，留下的都是美好的回忆。
回顾这段难忘的岁月，真是百感交集，但更多的是心存感激。我常想，如果说是命运的安排，那么我感谢上苍；如果说是时代潮流使然，我庆幸生逢其时。
（钟正国，1964年下乡平昌县土兴公社知青，2010年成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