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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在川陕苏区肃反镇反相关情况

由于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错误政策,在川陕根据地搞肃反镇反扩大化,给红四方面军的声誉带来不少负面影响。

红四方面军刚进入通(江)、南(江)、巴(中)地区,的确有一些地方武装、地主、反革命分子很猖狂,公开的,秘密的甚至打入苏维埃政权内部进行捣乱和破坏,肃反镇反是必要的,如清出了混入恩阳县苏维埃政府的国民党团总、乡长,窃取了化成乡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的地主,纯洁了苏维埃政府组织。特别是通过肃反镇反消灭了“大刀会”、“三峰道”、“盖天党”等反动组织,可谓是为民除了大害。

“大刀会”是通(江)、南(江)、巴(中)三县交界的青坪寨、牛鼻寨两座山上被红军击败的田颂尧残部,勾结逃亡地主、土匪头子,裹挟群众近3000人组成的。常在巴中清江一带偷袭红军的后勤运输队,暗杀红军和苏维埃干部。为了消除这一祸患,红四方面军组织了三次攻打。最后一次是巴中县委书记余洪远率队包围,诱敌下山,分割歼灭。“大刀会”的人光着身子,一边口念咒语:“打不穿,杀不尽,观音老母求救命”,一边在机枪的掩护下,向山下扑来,红军将匪队切成几段,匪基本用的是刀,经不起红军的火力扫射,不到一个钟头,全歼匪敌。

“三峰道”是恩阳县上八庙乡袍哥“仁字堂”大爷李新兰为道首组成的,共有200多人枪,打着“道旗”,驻扎在上八庙场的登文山,抢劫粮钱,到处骚扰。经过肃反镇反清剿,全部消灭。

“盖天党”是以国民党南江县警察局长何北平为首,裹挟了3000多人参加。他欺骗群众,对抗红军,编造说:“蒋介石不行,红军是混闹,只有‘盖天党’才能成事。‘盖天党’可以把天下盖完。”打仗时赤着背,背着一捅水,符兵水师洒水鼓动冲杀,口念咒语:“十二天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杀不进,打不进,往前冲。”1934年吃月,“盖天党”首先占领平岗的清坪寨和铜铃山,接着由仁和场向巴中的须子场进发。红军主力配合地为一武装,先后4次围歼,彻底摧毁了“盖天党”。

肃反镇反,在张国焘“左”的政策影响下,搞扩大化,误害了不少无辜的人。1933年2月,张国焘在川陕省第一次党代会上首先发动了所谓反“右派”斗争,把那些对他的错误提出过批评意见或者有过一些错误的人诬为“右派”。当反“三路围攻”斗争处于紧张阶段,张国焘借口部队“不纯”,命令在红军中进行肃反,一时间大肆捕人、杀人。张国焘本属知识分子,但他却认为知识分子是富绅子弟,因为有钱人家才读得起书,所以对知识分子误杀得多。据民间传,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见到手上没有死茧的人都要清杳查,手上没有死茧的人弄不好就容易被杀,所以许多知识分子被迫徉装文育。

张国焘命令在红军中进行肃反,先是从鄂豫皖根据地来的老骨干头上开刀,如10师参谋长吴展、73师217团政治委员闻盛世、218团政治委员陈少卿等大批中下级干部、老战士惨遭杀害。紧接着一些高级干部。他先诬原鄂豫皖军委总经理部主任余笃三为“托陈派首领”加以捕杀;继后又逮捕了73师政治部主任赵箴吾、参谋主任杨白以及总指挥部工作人员多人,其中多数被杀。他还诬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旷继勋“通敌”而将其秘密处死;又用所谓“右倾首领”和“与托陈派、改组派等联合起来形成小组活动”的罪名,逮捕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西征途中小河口会议曾表示反对他的人几乎全遭逮捕杀害。还杀害了红四方面军参谋主任舒玉章和独立师参谋长张逸民。他还监禁了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央派来的干部何柳华(即廖承志),杀害了陕南特委书记杨珊和四川地下党派来的大批知识分子。在肃反中指名逼供,提到某人,指定某名,硬说某人、某名反动,苦打承招,不承认就打得人家死去活来,手足残废,于是最后干脆斩首送回“老家”。

在张国焘搞肃反镇反扩大化的指导下,巴中一带,地方镇反也是扩大化。张国焘公开宣布并层层布置“国民党员、区长,团总、甲长、侦探、坐探等一律斩尽杀绝”,只要是当过保长的,都要杀掉,认定是地主的也要杀掉。凡是有初中文化的,列为重点对象,罪加“二等”。因此,排首、甲长、窑子、裱子、端公等都被杀害,连有过失的儿童也被杀害。在“改造苏维埃”的口号下,省、道、县的一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干部也被杀害。

赤江、通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被杀掉,巴中有数千人被错杀,其中苏维埃干部居多。在农村,一度时期无论富人、穷人都心里恐慌,不分好人、坏人,都畏惧杀人。巴中老红军、原达县地区副专员牟正节建国后曾说过这样一件事,说是红四方面军到了巴中甘泉,一些北方战士以陕腔口音问老百姓:“你们这里有没有富人?”当地老百姓以为问的是“有没有妇人”,就向一大院指去,结果队伍开去大院抓走儿个人,后来抓走的人都被杀了。那个大院就是他住的牟家大院。在乡间,凡是有人告了某人的密,哪怕是挟嫌报复告密,某人就会被抓到保卫局,凡是进了保卫局,就没有活出来的。建国后,一些老红军重返川陕根据地摆谈时说,因为张国焘肃反镇反扩大化,红军第几次进巴中,好多人怕遭杀害跑了,找不到多少老百姓。

张国焘搞肃反镇反扩大化,红军指战员曾多次抵制,特别是徐向前、李先念一批高级干部在1933年6月木门会议上提出强烈反对,曾一度迫使停止。不少红军指挥员和苏维埃领导干部,想方设法保护属下干部、战士和知识分子,才使许多人幸免于害。如工人出身的红33军副军长罗南辉,就保护了该军知识分子出身的宣传干部魏传统免遭杀害。(来自《巴中史话》,政协巴中市委员会,中共巴中市委宣传部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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