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滞发展的“文革”十年的巴中经济

从1963年开始，巴中的经济进入正常平稳发展时期，1964年，先是县内搞“小四清”(所谓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然后又是县与县交叉派工作队到各县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大四清”)，声势大，干部群众压力大。运动初，搞“火烧百分之百”，所有干部人人“洗澡”、“下楼”(白我检查，向群众交代)、“过关”。运动延至

1966年5月，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指出运动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整群众。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播送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聂元梓写出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从此，全国上下开始了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大四清”转了向，工作队被一些“造反派”赶走。

1966年8月，4个县中学的“红卫兵”成立后，其代表被召去北京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接着是全国“红卫兵”大串连。红卫兵串连坐车、吃饭、住旅馆不要钱，到处有接待站。12月后，各行各业的“造反”组织—什么“战斗队”、“兵团”、“司令部”等纷纷成立。“红卫兵”、“造反派”打着“造反有理”的大旗，喊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停课、停工、停产闹革命。城乡普遍开展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很多干部、知识分子被抄家，文物被破坏。恩阳河边登科寺屹立百多年的古塔一轰而炸，乱石横飞散落在农民的地里。一时间，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游行天天不断。机关、学校、厂矿、街道的墙壁被大字报覆盖，大街小巷人群围着辩论，争得面红耳赤。各级的“当权派”弯腰、弓背、晒太阳、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各“造反”组织争着揪斗。

到1967年夏天，受四川有代表性的两派“造反”组织重庆大学“八一五”和四川大学“八二六”对立的影响，巴中四县“造反”组织也分成两派，争观点正确，争夺取权力，文斗发展成武斗。他们砸烂公(安)、检(察)、法(院)，冲击党政机关，争夺广播新闻工具，哄抢武装部的枪支弹药，真枪实弹格斗，在巴中的鼎山、平昌的元山等地双方打死了数十人。“造反派”有了枪，到处生事，巴中南龛摩崖造像大佛，有老百姓看到一个“造反派”用枪去打，子弹弹回来擦在他自己头上，听说后来死了，很快传出大佛真的有灵，从此再没有人敢去损毁。

在农村，许多地方把阶级斗争庸俗化。比如生产队里的粮食被盗，或者生产搞不上去，队里不分青红皂白就要开社员大会斗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弄来罚站罚跪，甚至毒打。

“文革”中，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红海洋(在墙壁上用红漆作底上面写黄色的字，宣传毛主席语录)一度时间满目皆是。很多人成天沉迷于大辩论、大争吵，争观点正确，争一“造反夺权”，从1967年到1968年底，武斗几乎没有停止过，弄得工厂停工，学校关门，交通中断，机关瘫痪。后来尽管上面派了“支左”部队来巴中工作，但无政府状态一直存在数年，除“农业学大寨”改田改土多是事倍功半外，工业、城镇经济几无进展。巴中的发展因此而停滞下来。（来自《巴中史话》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