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巴中 文化考证 朱锡谷与《(道光)巴州志》

朱锡谷与《(道光)巴州志》

朱锡谷,字菽原,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嘉庆六年(1801)进士。道光十一年(1831)四月代理巴州知州。

明清两代对正式任命的官员称“正授”。凡官员出缺或离任,由其他官员暂时代理职务的称“署理”或“署”。朱锡谷署巴州,原因是上一任代理巴州知州薛济清调离,当时朱锡谷在绥定府渠县(今四川省达州市渠县)任知县已五年。因薛济清去任,上司以保宁府巴州“地大难理”,命其“摄其篆”,代理巴州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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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锡谷治渠县五载,政修人和,民怀吏畏。到了与渠县界连、相邻的巴州,又有何政绩呢?这正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巴州志

在巴州短短半年多时间里,朱锡谷致力于文化建设。在金堂(今成都市金堂县)举人、幕僚陈一津[陈一津,字卯生,曾参与修撰《(嘉庆)金堂县志》。朱锡谷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在金堂为官时结识陈。此后,陈从朱宦游多年]协助下,编纂了《巴州志》。该志保存了道光十三年(1833)以前古巴州两千多年大量翔实的史料,篇目清晰,文词严谨,记叙简要,格调典雅,与同时代保宁府其他州、县志比较,堪称名志。

唐宋以降,新任地方官都要先找当地方志阅读,以助“资治”(辅佐统治)。清人编《吏治悬镜》一书,讲到清朝地方官走马上任时,要奉行三十二条“初规”,其中第三条就是“览志书”,以便了解当地山川地理、租赋轻重等,作为决定治理方针的参考。朱锡谷权莅巴州,旧州志荡然无存,唯有州人谢一鸣、文尚雅编撰的《巴州志稿》(又名《巴州志略》)写本。《巴州志稿》是嘉庆年间为省志局重修《四川通志》提供的地方素材。朱锡谷看完留在州署的写本,感受是“芜杂舛漏,殊无足观”。(《巴州志·自序》)此时,四川总督府又催收各州、县新修的志书,巴州就只有《巴州志稿》写本。修新志时间仓促,根本来不及,无法完成省上交办的任务,朱锡谷心里十分惭愧。“念不及今修辑,将愈久而益就湮也。”(《巴州志·自序》)他决心另起炉灶,重新修志。

巴州有志,始于南宋巴州教授刘甲编撰的《清化志》。厥后,元人李钧(亦为教授)撰辑《清化续志》。这两种地方志由于年代久远,早已失佚。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知县成斌主持编撰《巴县志》(洪武九年降巴州为巴县,故名《巴县志》);嘉靖十三年(1534)前,官府又修《巴州志》,均未能流传下来。明清两代,地方志大多是官修。修成后,向上级报送几部,稿本或书板就藏在府、州、县衙,平时鼠咬虫蛀,潮湿霉烂,不时遭受水火之灾。一旦发生社会动乱或战争,府、州、县衙便首当其冲,本地方志失传是情理之中的事。至清道光年间,巴州仍无专乘。

历代中央政府为了准确、及时掌握地方情况,常常下达行政命令,要求各地编写新志。天下太平时,一般隔几十年重修一次;在灾荒或战争引起的社会大变动后,重修志书的要求就尤为迫切。有清一代,是地方志发展的最高峰。自河南巡抚贾汉复以明《(嘉靖)河南通志》为基础,于顺治十八年(1661)主持修成《(顺治)河南通志》五十卷,且率领河南八郡二州九十五县陆续完成志书,奏响了清代大规模修志的序曲。康熙十一年(1672),清政府决定编纂《大清一统志》,命各省纂修通志上报翰林院,并将《河南通志》《陕西通志》作为范本。康熙二十二年(1683),礼部又奉旨督催,一时,各省纷纷设立志局,修志蔚然成风。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努力,各省普遍修了通志。各地修志也由地方长官主持,志书修成后由地方长官作序,既可以算作一种政绩,得到上司嘉许,又可以扬名后世,自然竞相从事,唯恐落后。当时,一个地方有没有志书,是关乎本地声誉的大事——没有志书,常常会被人视为“陋邦”或蛮荒之地,可见修志已成为一个地区文化发达的标志。清朝的皇帝不仅对修志的组织、进度抓得紧,而且对志书的内容和质量往往也亲自过问。对志书修得又好又快的,可以考虑提拔升官;反之,就要受到或轻或重的处分。

大规模修志,只有由政府组织才办得到。用行政力量网罗人才,提供经费,提供利用官府文书档案的便利,才能提高志书质量。参与修志的,也应该是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清人张恕说:“以一乡之人修一乡之书,其见闻较确而论说亦较详也。”(《鄞县志序》)官修地方志由于得到政府支持,更可以利用一般人接触不到的官方文件档案,充分调动更多人力资源开展实地调查。到巴州时间短,人生地不熟。修新志,谈何容易?为此,州署成立志书编纂委员会,朱锡谷任编委会主任。仍聘《巴州志稿》编撰者之一的谢一鸣在州境采访,收集素材;幕僚陈一津纂稿,自己揽总。凡收集素材的人员、经费及编务等一切与修志相关的事,朱锡谷亲自过问、亲自解决。每天下班后,“篝灯命笔,翻阅载籍,检寻文案,钩稽参考,互相往复,漏数下不休。”(《巴州志·自序》)真正是焚膏继晷、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加班加点地工作。“陈君又健游,荒岩古刹,残碑断碣,搜剔殆尽,故所得为多。如是者,数阅月,草创粗就。”(《巴州志·自序》)发凡起例,朱锡谷率编委会一班人,一鼓作气,几个月便完成了志书初稿,效率之高,实属少见。这完全取决于他雷厉风行、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求真务实、严谨治学、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为使志书尽量规范化、重要内容不遗漏,从明代起,朝廷就制订了《纂修志书凡例》。永乐十年(1412)最初颁布时是十七条,永乐十六年(1418)修订成二十一条。它列出了志书应该包括的二十一项内容,如建制沿革、疆域、城池、山川、坊郭、镇市、物产、贡赋、风俗、户口、学校、军卫、寺观、古迹、人物、诗文等,对每一项内容必须记载什么、如何记载,都作了明确规定。这是由中央政府正式颁布的第一个修志条例,明代许多志书都参照它设置类目,清代沿袭。《巴州志》体例概莫能外,其卷首依次是序、凡例、地图,卷一为“地理”、卷二卷三为“建置”、卷四为“田赋”、卷五为“职官”、卷六为“选举”、卷七为“士女”、卷八卷九为“艺文”、卷十为“杂纪”,分列八门,编为十卷。

道光十一年(1831)冬,朱锡谷接到调令——任成都县(今成都市)知县。“橐稿以去省垣,公事旁午,竟不获一展视。”(《巴州志·自序》)离开巴州时,朱锡谷带走了志书手稿。由于公事繁忙,平时翻阅一下手稿的时间都没有。直至谢一鸣写信问及新志稿的事,他一时竟不知如何答复。

道光十二年(1832)十月,朱锡谷又从成都知县任上调泸州任知州(泸州为直隶州,朱锡谷升了——由从五品升为正五品),志书手稿又跟着他辗转到川南。至泸州两个月后,公元1833年,也就是道光十三年春天来临。此时,政务稍简,朱锡谷终于偷闲了,仍在幕僚陈一津的协助下,厘正、修改手稿,开始刻板印行《巴州志》。

修志是由地方长官主持,聘请有才学的人担任编纂,并由政府提供各种物质保障。后来习惯将主持修志的地方长官称为“修”者,将实际编纂的人称为“纂”者。对朱锡谷来说,他既是《巴州志》的“修”者,也是“纂”者之一,是名副其实的“修纂”者。该志首席采访者(资料收集人)当属谢一鸣,同时,编纂《(道光)巴州志》(即新修志)仍是以谢一鸣、文尚雅合撰的《巴州志稿》为蓝本。所以,我们无论如何都应该记住这两个巴州文人在文化建设上的贡献。

谢一鸣,号八愚,嘉庆己卯(1819)举人,今平昌县土兴乡华山院人(时属巴州。1940年代末始置平昌县)。《(民国)巴中县志·文学》记载他“性伉爽,好读书,为文胎息大家,不落凡近。前朱菽原纂州志,志稿多出其手。所著‘接印台’‘凌云塔’二记,碑刻犹存”。平昌县张公乡巨家湾巨从贤墓碑上至今保留着他题写的对联。

文尚雅,字二亭,岁贡(明清两代,从府、州、县学中选送资深的廪生升国子监学习,有定额)。《(民国)巴中县志·文学》记载他“少勤学,著有《巴州志略》,朱菽原修州志藉以成书。外有《易象详注》十卷、《巴州方言》八卷、《碧渊集》六卷,上之学使,家无存稿。阆中王庶常、寅亮弟兄皆出其门。寿九十六终,后裔皆世其业。州绅廖纶题曰:‘雍伯能仙缘种石,伏生多寿为传经’”。与谢一鸣合撰的《巴州志略》,上起夏禹,下断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孤本今存四川大学图书馆。

参与新志素材收集的州人(由谢一鸣邀请)还有举人文元瑞,贡生李宜培,廪生张复旦、冉选科、杨凤鸣等。他们将搜集的素材送至谢一鸣,谢归类再抄报州署送到朱锡谷手中,供修纂新志时遴选。另外,州监生周吉皓给陈一津当向导,一同游历州境内的岩壑,寻古探幽,为志书修纂提供了有益线索;志书中所有地图均出自州人陈三品之手。

文元瑞,道光戊子(1828)举人。《(民国)巴中县志·文学》记载他“研精经学,家居教授。著有《经解》若干卷待梓。其子弟藏之,多获隽者”。

张复旦,字纬先,号二梧山人,岁贡。《(民国)巴中县志·文学》记载他“少好《易》,通奇门、勾股。从提督张必禄幕,上平夷十二策、条陈六说。咸丰初,举孝廉方正。著《龙山诗草》”。

李宜培、冉选科、杨凤鸣、周吉皓、陈三品生平不详。

我们应该一并记住他们的名字。

新志在泸州刻印前,谢一鸣作一序,揄扬朱锡谷。朱锡谷谦虚,言自己愧莫克当,不敢附于志,故新志无谢序。

在成都知县任上,朱锡谷曾将志稿示四川分巡成龙绵茂(成都府、龙安府、绵州、茂州)兵备道(于各省重要地方设整饬兵备的道员,为分巡道的一种,职责为分理军务、监察官兵,并可直接参与作战行动)道员(道台)李宗传(字孝曾,安徽桐城人,嘉庆三年举人。征叛夷有功,迁湖北布政使。尝从姚鼐游),并嘱为序。李宗传在道光十二年(1832)夏天作的序中如此评价《巴州志》及朱锡谷:“菽原识高学博,蕴椟古今。是编也缕析条分,了如指掌。其体例凡八:首地理,慎封守也;次建置,昭制度也;次田赋,谨征徭也;次职官,重司牧也;次选举,扬才俊也;次士女,表钟毓也;次艺文,攡芳藻也;终以杂纪,核名实,广见闻也。取材群籍,驳辨精严,补省府志之舛漏……今菽原一涖斯土,而政修时和,民怀吏畏,如在渠时。又以其余闲,征文考献,纂录周详……”

同年夏天,华阳(今属成都市区)知县高学濂(字希之,安徽无为人。能诗,工各体书,著《益州书画录续编》)亦为之序:“吾友朱君菽原,以康济之才,历宰繁要,所到有声。权巴州,不数月,政通人和,乃征文考献,勒为成书,绘图立说,精核详明,关隘险阻,了如指掌。推其心,不独求一时之治安,直欲以容保无疆者垂诸奕世……至其体例之谨严、辩论之确凿,‘三长’兼擅,则固有目所共赏。读是书者,可想见所蕴矣。”明人范嵩说:“修史要有‘三长’,修志同样缺一不可。”(《重修建宁府志序》)“三长”指才、学、识,此为唐人刘知几对史学人才提出的要求,《巴州志》的修纂者无疑也做到了“三长”。

章学诚说:“方志乃一方之全史也。”(《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因以志别》)《巴州志》的修纂方法及思路,从学术层面来说,属于“地里派”,重考据,厚古薄今,不甚重视反映当代(道光朝)社会的实际情况。这大约是受了洪吉亮“一方之志,沿革最要”(《跋新修庐州府志后寄张太守祥云》)、“贵因袭而不贵创新,信载籍而不信传闻”(《泾县志序》)的影响。当时,“地理派”的考据书写形式是官方支持和提倡的,在学术界站有主导地位。由于修纂者所处历史时代的局限性,以及信息不对称、史籍不齐全,搜访素材多来自乡民耳食口传,以讹传讹,沿讹袭谬,缺乏权威的文献支撑和文物实证,加之短短几月草创,时间仓促,考证欠详,于文字书写与史实甄别、取舍方面,有不少错、漏、疑、误之处,有待正误、补缺。一百六十余年后,巴中县(今巴州区)组织力量,对该志整理校勘,重新印行《巴州志校注》。古为今用,该志又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四《舆地碑记目》引唐贞元元年(785)韦曾《严将军庙记》,言严颜庙在巴州城西门;宋人宗泽《重修英惠侯义济庙记》、明人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记载巴州城内有忠义庙,祭祀严颜和张飞,以上文献均未言严颜有墓在州城。州城西门外严颜墓及碑乃明崇祯十五年(1642)州牧业可绪建立。至陆成本任巴州知州时,已破败不堪。道光九年(1829),陆成本在墓前建殿,刻大石像祀之,撰碑记,题匾、联。道光十一年(1831)十一月,朱锡谷又补刻墓碑,立于严公祠前殿右侧。

朱锡谷又在州城附近的南龛第六龛外龛左下壁(位于云屏石上)阴文竖刻题记:

道光十一年辛卯孟夏,余奉檄权典巴州。幸逢雨旸时若,秋稼丰登,闾井恬静。听治之余,慨志乘之阙如,念文献之无徵,爰为莞罗掌故,裒辑遗佚。暇日游南龛,访光福寺,寻古云间阁、麓阴亭旧址,犹仿佛可想见,遂泛览唐宋摩崖,若严武、史俊、张垓、赵公硕诸贤题咏,皆俨然完好。其为风雨剥蚀及镜凿毁敷断泐不完者,更复不少,殊深惋惜。因留数语以贻同志相与保护之也。时仲冬乙酉望后四日长至。权州守侯官朱锡谷菽原记。同游者,归安吴庚吉尚之、吴溶树滋,金堂陈一津卯生、华阳杨今昕宜山,州人周吉皓明川,闽人朱启泰镜岩、甘壁玉峰,弟锡纯有叙、侄敬铭新甫,男秉熊士璜、秉夔士球伺行。

“题记”的主旨是嘱托巴州志趣相投者及有识之士保护南龛的名胜古迹。做完此事,他离开巴州,赴成都知县任。离开巴州时,他撰《告巴州士庶联》:“凭此衷一秉虚公,不近利,不好名,勤勤恳恳,但求无愧所知,不负所学;愿斯民共存直道,莫吝财,莫滋讼,浑浑朴朴,庶得各安其业,各遂其生。”上联表明自己在巴州任上宣化承流、勤政清廉,下联告诫巴州百姓安分守己、安居乐业。

除修纂《巴州志》外,朱锡谷公余还创作了大量诗歌,辑为《怡山馆诗钞》。巴州名士胡尚德赞誉朱锡谷诗才、政才时,在诗中写道:“蔷露松烟写性情,陇云燕月纪行程。只因曾吸西江水,涤得诗肠澈底清。”(《读朱菽原》之一)“咄咄风尘叹异才,儒生仙吏不须猜。刚穿华岳寻诗出,又向巴江学字来。”(《读朱菽原》之二)

胡尚德,号笑山。《(民国)巴中县志·文学》记载他“人品高尚,不计生产,不干权贵,喜与名士交游。居近江,饶花木风趣在栗里竹林间。妻检衣,子奉膳,怡然也。家有楼广储图书,饮酒读书其中,兴所致,赋诗抚琴,不与尘俗事。怡养性情,老无苦患。卒前一日,以诗谢亲友,翛然逝。著有《姑存诗草》。其友吴太史镇为之裒集,廖观察纶付诸手民,并题签”。

朱锡谷还补注(补充他人注释之不足)了《蜀水考》一书。

《蜀水考》是一部记述研究四川河流渊源、地势沿革、民俗变迁的历史地理学著作,由朱锡谷的同乡陈登龙撰。陈登龙,字寿朋,号秋坪,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乾隆三十九年(1774)举人。历任四川天全州知州,青神、雅安等地知县,摄理塘同知,迁建昌府(今西昌)同知。因在四川为官多年,陈登龙有感于蜀水“不穷其源,无以析其委;不征乎古,无以信乎今”,同时旧载“往往混淆,记载莫辨”,于是“综全蜀之水,以岷江为经,众水为纬”(以上引文出自朱锡谷《序》)考订而撰写。约成书于嘉庆五年(1800)。后经朱锡谷和陈一津补注、分疏(对“注”的再解释,即注释的“注”),使之更趋完整。该书今有巴蜀书社1985年4月出版的影印本行世。

一生在多个地方做过父母官的朱锡谷,既是文人,也是学者、藏书家。一生薪俸所入,悉购古书,收藏甚夥,室名“怡山馆”。致仕后,广为搜书,大力刻书,嘉惠出版界。刘德城、刘煦赞编撰的《福建图书馆事业志》(方志出版社,2006年9月)附录“福建省主要藏书家”中专门介绍了他藏书、刻书的事,值得一读。

(作者:周书浩 来自《巴中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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