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李劼人在他的作品中曾多次提到四川的红灯教。电视连续剧《死水微澜》又再现了“红灯教”来了!的惊呼呐喊的场面。四川红灯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笔者将所悉资料编撰成文,以飨读者。

四川红灯教的活动早在19世纪60年代的清政府档案、官方文书、四川地方志上就有所记载。1864年春,红灯教首领高德芳在马边借行医传徒,计有600余户。1866年,红灯教另一首领宋世杰住在马边大罗堰,传徒集众,并私造军器。高德芳也在屏山、马边交界处继续传徒。据清官方文书记载,高县、邛州、大邑、威远、乐山、荣县、仁寿、成都等处均有红灯教徒。这年秋天,他们掀起了反清武装起义,“攻破营汛,奔围厅城”[1]向反动政府显示了自己的力量。

红灯教信仰“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入教者,各给灵山无生老母委牌一张,上书有“收补92亿的人缘皇胎男女,传讲祖师的根源返本还源,皈家认主,逃避三灾八难”等语。他们认为无生老母是创世主,创造了宇宙和人类;同时又是救世主,要拯救沉沦于苦海中的人类;她差遣弥勒佛、太上老君等神灵下凡,要把现在性迷红尘不归西的92亿无生老母的皇胎儿女收回“真空家乡”(极乐世界)。这些虽然带有迷信色彩,但它是红灯教不满现世的思想反映。

红灯教平时持斋念经,劝人茹素为善,自称是佛门神兵,相信“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会来普渡众生,因而有明显的平均主义思想。1956年12月,四川大学历史系调查组在华阳石板滩、西河乡、广汉三水关等地调查时,一些操过红灯教的人回任说:“凡操红灯教的就不上粮、不纳捐、打富济贫,把有钱人的粮食拿来大家分”[2]

红灯教“每每假称神佛降乩拜灯,刊印符咒,谓可求福免劫”,“甚或拜灯祷圣,神打扶乩,藉以传习邪教”[3].红灯教尚红,其装束也很特别,他们首束红巾,持红纸,脑上背上都有符号,头上包有红帕。打仗时有穿神袍、戴神帽、持神械的.身上均带一木盒,盒中木像一具。首领身中带有“铜镜木剑、阴阳旗、避兵符”等物。

红灯教的基层组织是棚,或称“一碗水”,它是以农民为主体,有部分手工工人、无业游民参加的下层群众组织。其首领称总教头副教头、皇后、皇帝、大将军、观音等。从首领到徒众,逐级相承,界限分明,而且要论资排辈,“习教者操练功深,始得为孙悟空弟子,朴诚而奉教久者,得为棚长,掌水碗”[4]。

红灯教传徒要“授以神咒,饮以符水”,使其迷信。凡入教,须洁身诚意,誓不外泄。入教者要“拜师舍财”,捐功果银数两。到后期,参加红灯教手续简单些了,只需要买香和蜡烛,拜了师,发下’字令’,便拿回去一家人念”[5]就是了。红灯教的演练仪式也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于所在供关圣、观音位前设一碗水,陈列各种器械,皆庙宇神像手持木造器械,如关圣之青龙刀,悟空之金箍捧等。这种演练多在晚上,教头于地划一圈,令奉教者立其中,裹红巾紧闭双目,首念观音法身咒,次念关神拳咒,顷即昏迷仆地,扶起作,将手作开弓势,旋即跳舞,是为神拳。”“拳毕又仆地,口中喃喃作语,语毕,跃然而起,自谓某神下降,所作态酷肖某神,是谓降神,又分天煞地煞两派.天煞神降,登高台也;地煞神降,席地坐,降为何神,即用何种器械……降神毕,半饷方苏,自亦不知其所为,不苏者,教头以神水喷其面,即苏”[6]

红灯教的旗号是:“奉玉帝旨打教灭洋,普免粮税等税”[7]以及“灭清、剿洋、兴汉”[8]“打富济贫”、“抗粮抗捐”[9]。红灯教起义还有约期举事、置备旗帜器械、刊刻告示、斩首祭旗等特点。红灯教徒作战很勇敢,往往是口中高呼“打不倒!打不倒!”奋勇向前,临死不惧。

从红灯数的信仰、仪式、旗号及其武装起义的行动来看,它是一个反清秘密宗教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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