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李劼人在他的作品中曾多次提到四川的红灯教。电视连续剧《死水微澜》又再现了“红灯教”来了!的惊呼呐喊的场面。四川红灯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笔者将所悉资料编撰成文,以飨读者。

四川红灯教的活动早在19世纪60年代的清政府档案、官方文书、四川地方志上就有所记载。1864年春,红灯教首领高德芳在马边借行医传徒,计有600余户。1866年,红灯教另一首领宋世杰住在马边大罗堰,传徒集众,并私造军器。高德芳也在屏山、马边交界处继续传徒。据清官方文书记载,高县、邛州、大邑、威远、乐山、荣县、仁寿、成都等处均有红灯教徒。这年秋天,他们掀起了反清武装起义,“攻破营汛,奔围厅城”[1]向反动政府显示了自己的力量。

红灯教信仰“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入教者,各给灵山无生老母委牌一张,上书有“收补92亿的人缘皇胎男女,传讲祖师的根源返本还源,皈家认主,逃避三灾八难”等语。他们认为无生老母是创世主,创造了宇宙和人类;同时又是救世主,要拯救沉沦于苦海中的人类;她差遣弥勒佛、太上老君等神灵下凡,要把现在性迷红尘不归西的92亿无生老母的皇胎儿女收回“真空家乡”(极乐世界)。这些虽然带有迷信色彩,但它是红灯教不满现实的思想反映。

红灯教平时持斋念经,劝人茹素为善,自称是佛门神兵,相信“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会来普度众生,因而有明显的平均主义思想。1956年12月,四川大学历史系调查组在华阳石板滩、西河乡、广汉三水关等地调查时,一些操过红灯教的人回忆说:“凡操红灯教的就不上粮、不纳捐、打富济贫,把有钱人的粮食拿来大家分”[2]

红灯教“每每假称神佛降乩拜灯,刊印符咒,谓可求福免劫”“甚或拜灯祷圣,神打扶乩,借以传习邪教”[3].红灯教尚红,其装束也很特别,他们首束红巾,持红纸,脑上背上都有符号,头上包有红帕。打仗时有穿神袍、戴神帽、持神械的,身上均带一木盒,盒中木像一具。首领身中带有“铜镜木剑、阴阳旗、避兵符”等物。

红灯教的基层组织是棚,或称“一碗水”,它是以农民为主体,有部分手工工人、无业游民参加的下层群众组织。其首领称总教头副教头、皇后、皇帝、大将军、观音等。从首领到徒众,逐级相承,界限分明,而且要论资排辈,“习教者操练功深,始得为孙悟空弟子,朴诚而奉教久者,得为棚长,掌水碗”[4]。

红灯教传徒要“授以神咒,饮以符水”,使其迷信。凡入教,须洁身诚意,誓不外泄。入教者要“拜师舍财”,捐功果银数两。到后期,参加红灯教手续简单些了,只需要买香和蜡烛,拜了师,发下’字令’,便拿回去一家人念”[5]就是了。红灯教的演练仪式也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于所在供关圣、观音位前设一碗水,陈列各种器械,皆庙宇神像手持木造器械,如关圣之青龙刀,悟空之金箍棒等。这种演练多在晚上,教头于地划一圈,令奉教者立其中,裹红巾紧闭双目,首念观音法身咒,次念关神拳咒,顷即昏迷仆地,扶起作,将手作开弓势,旋即跳舞,是为神拳。”“拳毕又仆地,口中喃喃作语,语毕,跃然而起,自谓某神下降,所作态酷肖某神,是谓降神,又分天煞地煞两派.天煞神降,登高台也;地煞神降,席地坐,降为何神,即用何种器械……降神毕,半晌方苏,自亦不知其所为,不苏者,教头以神水喷其面,即苏”[6]

红灯教的旗号是:“奉玉帝旨打教灭洋,普免粮税等税”[7]以及“灭清、剿洋、兴汉”[8]“打富济贫”“抗粮抗捐”[9]。红灯教起义还有约期举事、置备旗帜器械、刊刻告示、斩首祭旗等特点。红灯教徒作战很勇敢,往往是口中高呼“打不倒!打不倒!”奋勇向前,临死不惧。

从红灯教的信仰、仪式、旗号及其武装起义的行动来看,它是一个反清秘密宗教组织。

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清政府日益成为洋人的朝廷,“反清、灭洋”的思想也便在这个秘密组织中潜生萌长,形成一触即发之势。辛丑条约签订后,本来就负担很重的四川人民,又要每年负担庚子赔款220万两,清地方官吏竭尽搜刮之能事,增旧税、加新税,税上加税,肆意苛敛人民。加之1901年至1902年同四川发生极其严重的旱灾,受灾地区不下七八十州县,饥民达数2万之多,而四川地方官吏仍旧“肆行贪渎,摊派赔款,劝办捐输,任意舞弊”[10],遂使“民怨沸腾,甘心从逆”[11]。各地普遍发生“吃大户”“抢粮斗争”,抗摊派赔款斗争,“随又拳匪窃发,流氓响应。乡里演其术者几于十室而九”[12]。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操练拳棒,以保身家,势在必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红灯教这个原来的反清秘密组织,便在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上,自发地起来和新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身相搏,并以如水赴壑、随处风靡之势迅速发展起来。

1900年,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保卫民族独立的义和团运动在华北高涨时,四川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亦是如火如荼。1901年,具有反侵略斗争光荣传统的四川人民以红灯教为主力,擎起“灭清、剿洋、兴汉”[13]大旗,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武装起义,并于1902、1905、1907年几次掀起高潮。他们以连绵相属、迤逦相望之势,此伏彼起,南北呼应,打破了帝国主义妄图借助“保全主义”来消弭中国人民反抗的迷梦,给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清朝统治者以沉重回击,为新的革命积聚了力量。直至辛亥革命,红灯教成员还通过各种渠道,参加到保路同志军的战斗行列中来。

尽管红灯教是一个迷信的教门,但他们的斗争,尤其是在20世纪初年以他们为主力的反洋教斗争,为四川近代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注释:

[1]光绪二十四年刊本《屏山县续志》武备武.第70页。

[2][5][9]四川大学历史系调查资料。

[3]四川大学历史系档案资料选辑丛刊《四川近代农民起义》第1分册卷1第67页。

[4][6]1934年修《犍为县志》武备第8页.

[7]《民国重修大竹县志》卷7,杂记.

[8][13]川大历史系藏《巴县档案》:布政使司员为札饬事,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奉总督部堂奎札.

[10][11]《清德宗-实录》卷505.

[12]1929年修《遂宁县志》杂记,卷10.

(作者:曹蓉 《文史杂志》1992-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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