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张少林心中深处的记忆

尽管如此，在地方乡绅和反动势力的策划下，有许多群众不明就里，对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没有正面的认识。时任甲长的郑永奎、乡绅郑永成（级别较高的袍哥会员）等反动者，大肆宣传“红军是‘红匪，（红棒老二，，凡是成年男丁都要被抓去当壮丁，见人就杀，见财物就抢……”每天都有人在全村高处陡嘴子用大喇叭宣传，人人自危、人心惶惶。于是，不晓真情的人们携带细软银两，带着老少人口和少量食物，赶着家畜、家禽，不分昼夜，不管刮风下雨，不管大路小径还是河溪，只管拼了命的往前奔，试图找到好的引路人，试图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可当时怎能明白，最好的的引路人就是中国工农红军。

时值农历8月间，民间俗称“烂八月”，雨水特多，道路湿滑泥泞，人在河岸路上行，赶着猪牛水上浮，娃哭牛哞鸡鸣狗吠羊咩猪哼之音，交错混杂，难以分辨。逃经铜锣场、天官场、观音井场等地，一连跑了十几天，有些人舍不得自己家的老屋和丢下的东西，又安排年轻体壮的人回来打探虚实。经他们传递的信息，与当初听到的完全不一样。大多数人选择了回老家，少部分人仍有疑虑继续逃难，有的直接去了南部、营山等地生活。

回到家，光景并没有改变多少。有钱有势的人家还不觉得，穷人各家各户可遭了殃，将信将疑地熬着日子。大人们生怕种田、防老、传宗接代的儿子被抓去当了“红匪”，在他们眼里，那是家中唯一宝贵的财富。于是乎，千方百计、不惜一切探消息、打调换，穷尽主意搞藏匿。当时，除了害怕所谓的“红匪”和当权者，还有地方上无恶不作的土匪铁和尚，生存环境极其恶劣。

那时母亲约莫十一二岁，她俩姐已经出嫁，家里只有父母亲和一小妹、俩哥。听到反宣传，外爷、外婆判断，俩儿子极有可能被弄去兵营。只好求助地方上的官绅和那些知道消息的人，既送礼、给钱，又是帮忙干活，做到双方意见一致：要么自己家人不去，要么实就安排女儿去抵。看来就是一句话，要达到这样的共识，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通过外爷外婆的几番努力，俩儿子虽不去当兵，但也不能招摇过市，白天人要藏在红苕地窖里，蹲在里面不能出来，窖口用蓑衣蒙上，一日三餐得趁无旁人时送进去；晚上，待天色黑定之后，人再从苕窖偷偷地转移到粮仓里，铺上被盖入睡，鼾声不能太大；家里要听不到青年男人声音、看不见青年男人的相貌，否则怕被人知晓或揭发就会穿帮，那就前功尽弃，还牵连一些人。

由于外爷外婆舍得投入，功课做得好，每次都是母亲去应付。

清楚地记得，那是1933 年农历9月间，母亲第一次被“安排”去加入儿童团。地点在三江镇天马山村的石板店，那里原来是一座气宇轩昂的四合面寺庙且香火较旺，地势较高，又是当地的中心地点，还是通往梁永、三星、玉山、鼎山、仪陇、三江、巴中、石城、光辉等地的必经之地，四周有很多十字路口，战略地位特别重要。因此，那里驻扎了红军的大部队，既便于宣传发动，又便于根据地的建立。

母亲跟随男性代表李国和（李大文的爷爷）、张少云（已故张洪如的大爹）等人，走了10多里山路终于到了目的地。红军战士们精神抖擞、喜形于色，对来的人员像是没有敌意，与带路的人搞了交接。年纪长的张少云等被分到了炊事班，帮忙打理拾柴火、劈柴火、煮饭等工作。年幼的就组成儿童团被安排去站岗放哨，我母亲也因此承担了这项工作。人人分到了一顶载有红五角星的帽子，虽然不是崭新的，给人的印象是极好的，还分到了一把马刀，马刀把上面系着鲜艳的红色布条，像是进入了新的家庭一样。

哨卡处，用谷草、篾条编制的笆子搭成人字形小棚，面对路口开放，背对营房封严。白天，站着放哨也就罢了。尤其是晚上，地上只铺了一层薄薄的谷草，谷草上面放了一床薄薄的被盖。夜深人静，气温骤降，红军战士会送来蓑衣。两个人为一班，每一班值守两炷香的时间，凡是遇到有人通过等情况时，一人值守，另一人赶紧向红军战士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