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馥荣与《滟滪囊》

五

著名史学家任乃强先生自民国十六年（1927）开始搜求有关张献忠的书史，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合方志计，达百种以上。根据任乃强先生五十多年的研究，他认为有关张献忠的史料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为作者自记亲身经历，实见实闻的原始资料。这类史料属于第一手资料，是今人研究张献忠问题的主要依据。第二类是转手材料。作者虽非亲身经历，但得自别人实见实闻，并能质实地加以记述。这类史料属于第二手资料，是研究张献忠问题的重要依据。第三类为再转手材料。作者在编纂中多有所歪曲，但大体上仍能保存其原始面目。这类史料属于第三手资料，可以用来参订史料。第四类为再三转手材料。主要是嘉道以来的方志，歪曲性很大，多属不可信。

偶有一两条名人遗著和民间传说的新鲜资料，足供参考，也都是一口腔的诟骂张献忠，表扬地方死事的“愚夫愚妇”，佳章极少。这类史料，属于第四手资料。在绍介第一类史料时，以《山城纪事》为例，“《山城纪事》，营山王开禧撰，记述摇黄起义军在川北的活动，记大西事较少。李氏《滟滪囊》全取其文。李书既刊行，王书遂不传。”任乃强先生将《滟滪囊》归入第二类“转手材料”,“《滟滪囊》，通江李馥荣（锦山）撰。凡五卷，自崇祯二年流寇入蜀起，至吴三桂王朝败灭。采《山城纪事》《荒书》《蜀乱》《滇蜀纪闻》者为多。亦多有他书所未见的资料。皆直自叙事，不言出处。文甚精简，取材扼要，当为第二手材料之佳书。书中每见‘轶其名’者，度其身分属献忠从龙功臣，言论纯正而无官爵称，疑即撰《大西通纪》者，或疑其人即孙可望或李定国。因他书记孙可望及李定国事，有与此书轶其名事相同者。但此书每以轶其名与此二人连举，则非同是一人可知。”〔见《关于张献忠史料的鉴别》，收《社会科学研究丛刊》编辑部1981年2月编印《张献忠在四川》（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01页—209页〕

任乃强先生说《滟滪囊》全取营山王开禧《山城纪事》其文。笔者疑惑：既然王书不传，想必任先生也没有见过《山城纪事》。他搜集的有关张献忠百余种文献中也不会有《山城纪事》，又有何依据说《滟滪囊》取《山城纪事》全文呢？

著名史学家胡昭曦先生针对流传至今众多张献忠入蜀历史文献资料被冠以“实录”的现象，指出这些历史文献资料不可笼统地称为“实录”，必须对其写作意图、资料来源及著述内容详加考订、辨析鉴别，并且尽力扩增第一手资料，同时与其他相关学科结合，进行综合分析，以求历史真实。（见《“张献忠与四川”史籍鉴析》）胡昭曦先生指出，《滟滪囊》是明末清初通江人李馥荣编辑、康雍年间嘉川人刘承莆做了大量参订，最后于雍正元年成书，距明崇祯十七年（1644）已近八十年，未见李馥荣亲历明季清初战乱的记载。胡昭曦先生因“刘承莆做了大量参订”和“未见李馥荣亲历明季清初战乱的记载”的原因，将《滟滪囊》视为采辑引录编纂之作，不承认它是第一手资料。

除了《（民国）续修通江县志稿》外，目前尚未发现其他记载李馥荣生平事迹的纸质文献。但这不等于李馥荣没有亲历明季清初战乱的事实。其实，在《滟滪囊》雍正元年刻本刘承莆的原序中已间接地交代了李馥荣经历明季清初战乱的事实——“丙午夏，壁州文学李辉绪，余同门友也。因试至保，出其箧中《滟滪囊》若干卷，谓余曰：‘此先大人苦心数十年，所采辑而成焉者，子其笔削以公诸世。先大人心志得不埋没，则子之赐矣。’言讫再拜，余辞不获，因拜而受之。窥其颠末，始崇祯六年，迄康熙二年”。从李辉绪说他父亲李馥荣“苦心数十年，所采辑而成焉者”及书稿内容记载事件“始崇祯六年，迄康熙二年”的时间推算，这之间长达三十年。说明李馥荣从崇祯六年便开始采辑此书，一直到康熙二年才结束。这三十年正值明季清初战乱期。李馥荣不但是战乱的亲历者，也是战乱的受害者，他耳闻目睹战乱，一边颠沛流离躲避战乱，一边笔耕不辍记录“邑蜀士女所经惨状”。“被贼劫掠，敛迹于豹窟虎穴中，作《滟滪囊》一书”，可以说当时的李馥荣备尝艰辛，用心良苦，他有意识地把耳闻目睹记录下来，留给后人，也就是“其间世运否泰，民生休戚，以及忠孝节烈，虽死犹生，靡不了于指掌”“李生可谓婆心矣”。鉴于此，刘承莆日后“就其中记叙，采之风闻，或名实非据；得诸称述，或详略非宜”，“详加讨论，宛为修饰，务俾质而不俗，简而能赅”，使原本的第一手材料，变成了转手的二手材料。

明季清初，巴蜀地区饱受战乱重创，满目疮痍，文献荡然。文献的缺失必然导致后世官修史书或地方志时，关于明季清初蜀地人、事记载的错讹和含混不清，出现漏记、误记的现象，而《滟滪囊》不少有价值的史料，正好为甄别史实的真伪提供参考。《滟滪囊》对当时许多重要事件的记录都与日后编撰的史书或地方志的记录相同。如《滟滪囊》卷之五《王屏藩扰乱川陕》：“十五年丙辰，三桂爵谭弘为伪国公，领兵二万取郧阳。弘所率水陆军，所经州县，肆行劫掳。至白河，闻郧阳有重兵，遂不敢前。遣贼将至郧阳，甫绕城一匝，大兵开门迎敌，弘兵水陆俱败，江岸山谷，尸骸枕藉。弘闻败，奔汉中。……时屏藩、谭弘在汉中。屏藩约兵甚严，不敢害地方。谭弘年逾七十，淫虐无度，虏人妻女。所在地方，劫掠财贿，有不从者，即诬以罪，倾其身命。弘妻姜氏，尤嗜贿利，于保宁多畜无赖为义子，凡犯一恶、情理难容者，贿投姜门，问刑者即莫敢问。广、南、通、巴、太平诸州县，弘兵络绎不绝，勒索居民，十室九空；或涉深山穷谷、人迹罕到之地，尚不得免；税及屠者、草履鸡子，一切诛求。生灵涂炭，怨声满路，群望王师之入，真不异云霓也。”乾隆四十八年（1783），清高宗谕示国史馆编纂《逆臣传》，记载谭弘〔字廓如，万县人，明将；顺治十六年（1659）降清，从吴三桂；“三藩之乱”时反清，康熙二十年（1681）败于云阳〕时，亦有材料取于此。又如记载崇祯十四年（1641）巴州城陷，《滟滪囊》不但记载知州卢尔惇、同知张连曜、教谕钱柏柯及生员陈世达等人殉节，还详细记载了城陷经过及部分居民烈节行为。《（道光）巴州志》卷五《职官·文职》“卢尔惇”条：“《通志》：崇祯末知巴州。献贼犯境，尔惇练乡兵拒之。后城陷被害。道光九年入祀忠义祠。”卢尔惇殉节后，葬州城之南唐章怀太子衣冠冢侧。康熙五十五年（1716）农历四月，巴州知州王廷奏作《明刺史卢公墓记》，详述卢尔惇死难经过，宣扬忠烈，以资纪念。道光九年（1829），卢尔惇入祀忠义祠（又名“昭忠祠”，原址在今巴中中学内）。时任巴州知州陆成本扩充、修葺卢尔惇墓，并作《明巴州刺史卢公入祀忠义祠及茔墓界址碑记》一文，记述上报卢尔惇先进材料，期盼皇帝恩准卢尔惇入祀忠义祠的经过和卢墓地重新勘界、保护、管理事宜，表扬节义，安抚忠烈。该志“张连曜”条：“《殉节诸臣录》：巴州同知张连曜，建德人。崇祯十四年献贼围城，昼夜死守。及陷，骂贼死。乾隆四十一年入祀忠义祠。”该志“钱柏柯”条：“《府志》：崇祯末巴州教谕。献贼陷州城，死之。”按《明史·职官志四》“儒学，府，教授一人、训导四人；州，学正一人、训导三人；县，教谕一人、训导二人，教授、学正、教谕，掌教诲所属生员，训导佐之”，钱柏柯应为巴州学正而非教谕。综上所述，可知《（嘉庆）四川通志》《殉节诸臣录》《（道光）保宁府志》均参考过《滟滪囊》雍正刻本。

叙史修志，人们质疑“故老传闻”沿讹袭谬的耳食之言，也轻视“私家传志”一家之言的无稽之谈。以为“故老传闻”“私家传志”不能作为著史修志的凭据，而是秉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撰史原则。但在文献无证、鲜所依据的情况下，“故老传闻”“私家传志”在补充正史之缺漏方面就有了优势，或者说不可或缺。明人王世贞曾说野史中“征是非，削讳忌”（见《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引言》）的部分也有价值，不可不留心留意。尤其在文献缺失的情况下，“史失求诸野”（见《弇州四部稿》卷七一《明野史汇小序》）的做法多为史家采纳。《滟滪囊》收录的“采之风闻，或名实非据；得诸称述，或详略非宜”的内容，考订者刘承莆也认为，内容虽“野说”，但亦有补于国史。

从明崇祯六年至清康熙二年，李馥荣在板荡之世耗三十年心血编辑《滟滪囊》。康熙五年后，《滟滪囊》原稿经刘承莆长达五十七年的不断参订、增补，于雍正元年付梓行世。道光二十七年，宦蜀的鸣谦、鸣诗兄弟欲刊广汉张玉泉藏《滟滪囊》雍正元年刻本，因篇中残缺，借阆中王又张据《白石纪闻》补足的《滟滪囊》抄本，与欧阳鼎重新校勘、订正《滟滪囊》，并爰购梨枣，付之剞劂。通过这次整理，《滟滪囊》（退思轩刻本）内容从此定型。《滟滪囊》历经两次参照他书增补、校订，今天，它的原始面目我们已看不到了。经过将近三百年时间的淘汰，《滟滪囊》仍未失传，这是它的幸运。正如李辉绪对刘承莆说“此先大人苦心数十年，所采辑而成焉者，子其笔削以公诸世。先大人心志得不埋没，则子之赐矣。”诚然，李馥荣的心志没有埋没。

（周书浩，来自《巴中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