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生李琛

李琛（1754—1836），字廷瑚，南江县崇清乡石矿坝场蒲家坪（今南江县公山镇卫星村）人，清乾隆末期国子监监生。本文分为祖籍湖北生于南邑、捷步圜(yuán)桥跻身槐市、团练乡勇捍卫一方、团练乡勇捍卫一方、开凿渠堰造福邻里五部分。嘉庆初年，团练乡勇，结寨堵御白莲教，保全百姓无算；道光初年，修建奎星阁培育文风，开凿“九子堰”惠及邻里……被南江知县、南江教谕誉为“一代英豪”“年高德劭”，《李琛碑志》起句即以“公诚豪杰士也”总结其一生。时间流逝近二百年，李琛其人其事仍有口皆碑，在蒲家坪至今被人津津乐道。

一、祖籍湖北 生于南邑

据嘉庆二十一年（1816）敦睦堂刻本《李氏家乘》记载，从李琛祖父李秀昌那一代人起，就从湖北迁川落户南江蒲家坪。道光年间，文生、李琛外孙李廷荣撰《李琛碑志》云：“祖籍湖北，住居莼塘。至乾隆壬申年，公之父大永公，偕母陈君，挈□□□邑西落业于斯。”综合以上家乘、碑志记载，可知乾隆壬申年（即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李琛祖父李秀昌偕子李大永，从湖北莼塘启程前往四川，最后落户川北保宁府南江县蒲家坪。李琛祖籍地“莼塘”，今已无考，大概是一个小地名。碑志中“挈□□□邑西落业于斯”的“邑西”应为“邑南”——以南江县城为中心，蒲家坪位于县南；“落业于斯”，即落户蒲家坪。

李琛祖父李秀昌为何拖家携口、千里迢迢从湖北迁往四川安家落户？答案当然是清廷“湖广填四川”政策的驱使。

李琛祖父、父亲就是冲着减轻赋税、优厚给田、移民子弟在川科举考试等优惠政策入川的。之所以落户南江县，是该县赋税相比其他州县更低。据《（道光）南江县志·田赋》记载，该县田地自康熙六年（1667）奉文清查起，至道光七年（1827）止，全县无上等田，只有中等田八顷四十三亩九分二厘七毫，应征收丁条粮银四十五两七钱三分一厘八毫；下等田一百四十五顷三十七亩一分七厘九毫，应征收丁条粮银六百六十八两零一分八厘。而下等地也只有二百二十八顷六十五亩六分九厘二毫，应征收丁条粮银九百五十四两九钱一分一厘二毫；中、下等地三百八十二顷四十六亩七分九厘七毫，共应征地丁正银一千六百六十八两六钱六分一厘。也就是说，从康熙六年至道光七年一百六十年来，南江境内的居民无论是土著还是移民，田赋一直都没有增加，乾隆年间自然包括在内。

“湖广填四川”是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移民运动。从顺治初年开始，康熙中期进入高潮，一直延续到乾隆中期才结束。李琛祖父、父亲迁川时，“湖广填四川”已到了尾声，也可以说他们赶上了“湖广填四川”的末班车。

清代，南江县辖三乡四十九场。蒲家坪属崇清乡石矿坝场（原石矿乡治地，今并入公山镇），东邻吴垭乡关门子场（今关门镇治地），南邻吴垭乡新店子场（今高塔镇治地）。

蒲家坪分上蒲家坪、中蒲家坪、下铺家坪。李琛祖父、父亲落户的中蒲家坪，位于上蒲家坪和下蒲家坪之间，也就是今公山镇卫星村村委会驻地。《四川省南江县地名录（内部资料）》（四川省南江县地名领导小组，1983年3月编印）记载，“大跃进”时期，该村因“大放卫星”（浮夸、虚报粮食产量）而得名。这个带政治色彩与时代烙印的村名沿用至今。

李琛祖父、父亲落户蒲家坪两年后，也就是乾隆十九年（1754）二月，李琛出生；之后，其弟李现出生。至乾隆末期，经过将近四十年休养生息，李氏家族人丁兴旺，在蒲家坪彻底站稳脚跟，并置业数处，已然成为当地巨族，且于乾隆六十年（1795）建修自己的宗祠。

（作者：周书浩 2021-05-01　来源：巴中日报）

二、捷步圜(yuán)桥 跻身槐市

《李琛碑志》记载李琛年幼“初习孔孟，赋性明达，才智过人”，这为他日后捷步圜桥、跻身槐市，获取“监生”功名打下了基础。加之清政府允许移民子弟在川参加科举考试，李琛获取“监生”功名也是迟早之事。

国子监教育以儒学为主。明初，国子监尚有算术、书法、律令、礼仪、习射、音乐，以后逐渐废除。到了清代，国子监教学内容就变成了纯粹的科举考试训练，采用的是应试教育，教育的重点偏重于科举和考职，所以入国子监读书亦为“科举之一途”。

按商衍鎏“沿及嘉、道，浸失旧规，道光末年诏整饬南学，住学者百余人，卒因隳颓已久，迄难振作。咸丰军兴，岁费折发，章程亦屡变更。同治初元，以国学专课文艺，无裨实学……”的说法，清中晚期，国子监弊端丛生，形同虚设，监生“末造益滥”“为人轻视”，徒有虚名，故光绪三十一年（1905）裁撤国子监。

李琛系乾隆末期监生，想必那时的国子监及监生还不至于像嘉（庆）、道（光）后那么糟糕。另外，李琛“监生”功名是通过正规途径考取（各省学政考取以贡太学）还是通过输银捐纳，今天已不可考。无论是考取还是捐纳，“监生”功名成为李琛日后人际交往的一张名片，也是他跻身地方社会精英阶层的通行证。

乾隆六十年（1795）秋，蒲家坪李氏宗祠告竣，时署理南江知县、前任阆中知县的广东增城籍进士姚玉麟，特地为李氏宗祠牌坊题“山高水长”四字，同时题“给国子监太学生李琛立”，并撰联“筑室傍龙门，门迎北阙彤云近；结庐续蒲涧，涧绕南山紫气临。”试想，如果李琛不是监生，就不可能与姚玉麟交往，哪怕姚玉麟当时仅仅只是署理知县（“署理”即“暂代”，与“代理”又有差别。“署理”通常因本官接受差遣或因病等其他原因，以及当事官调遣别地，替代官还未任命，需临时委托别的官员暂代事务。署理官职权与实任官职权基本相同），李琛也无机会与之套近乎；如果李琛不是监生，姚玉麟也不会与之交往并于李氏宗祠告竣时题字撰联。看来，在地方治理上，地方官依靠贤达、士绅等地方精英阶层凝固人心，维护社会稳定，贤达、士绅依靠地方官抬高自身地位，他们互相依赖、仰仗并非妄说，《李琛碑志》记载李琛“治则出入琴堂，常缔交于邑宰；乱则往来军营，屡接见于夫公”也并非虚言，且在李琛日后的人际交往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李琛墓碑上有一联云：“槐市硕人亭亭拔俗，圜桥俊品落落不群。”上联中的“槐市”本西汉读书人在长安聚会之处，因其地多槐而得名，后代指学宫、学社，“硕人”代指贤德之人。下联中的“圜桥”亦代指国子监。古代太学周围环水，有四门，以桥通，桥名“圜桥”（“圜”与“圆”同）。“俊品”即高雅之辈。此联除了溢美，也是当地人对李琛监生身份的高度认同。

三、团练乡勇 捍卫一方

嘉庆二年（1797）九月，白莲教达州“青号”魁渠徐添德，白莲教东乡“白号”魁渠王三槐、冷天禄率白莲教徒骚扰川东北部分州县，湖北入川白莲教魁渠王光祖、樊人杰（二人系齐王氏——即王聪儿伙党）亦率湖北白莲教徒与徐添德、王三槐、冷天禄部汇合，教徒声势浩大，攻城略地，势如破竹。随后，白莲教太平“黄号”龙绍周、龚建、唐大信、徐万富等魁渠亦投奔。徐添德、王三槐见人马不断壮大，借势又联络驻扎于巴州方山坪（在今平昌县岩口镇方山村）白莲教巴州“白号”魁渠罗其清、通江“蓝号”魁渠冉文俦，分数股先后骚扰巴州、通江、南江、广元、昭化（今广元市昭化区，当时为县）、阆中（保宁府附郭）、达州、东乡（今宣汉）、太平（今万源）、仪陇、营山、渠县、广安州（今广安）、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邻水、长寿、大竹、岳池、新宁（今开江）、奉节、大宁（今重庆市巫溪县）、云阳、梁山（今重庆市梁平区）、垫江、巫山、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开县（今重庆市开州区）。及至该年冬，川东北近三十个州县惨遭白莲教徒洗劫。各州县“处处皆贼”，当地绿营及乡勇疲于分应，“非但贼之名目不可周知，即官民之战死亦不能枚举”（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述编》卷二《蜀述》）。南江县城就是在此次白莲教徒大规模骚乱中沦陷的，时间为嘉庆二年十月上旬。县城沦陷后，南江知县裘良骏迁治于李家寨（在今长赤镇红四社区）。之后，与省内外数股白莲教徒进行了长达五年的持久战。

“教匪陷县城”事，清人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述编》卷二《蜀述》有简略的记载：“（嘉庆二年）十月，贼破南江县，知县裘良骏与汛弁（即川北镇直辖南江汛绿营兵——引者注）赴滴水岩堵御，留训导余文泰守城。贼间道猝至，兵单城陷，被执，骂贼不屈，与长子学海同时死。”

乾隆六十年（1795）秋，署理南江知县姚玉麟在李氏宗祠牌坊题“山高水长”。

《（民国）南江县志》第二编《武备志·驻防》记载，南江县设驻防把总一员，带领马、（步）战、守兵二十三名。初由川北镇直辖，嘉庆二十三年（1818）设巴州营后归巴州营节制，宣统二年（1910）裁撤。多股白莲教徒犯南江境，人多势众，长驱直入，南江县正规武装就仅仅二十三名绿营兵及低级军官把总一员，势单力薄，疲于分应，难以对付。在此危及时刻，官府不得不号召各乡贤达、士绅组织青壮，组建义勇、乡勇等地方武装自卫自保。

清人严如熤说：“凡设营汛之地，必地当要隘。”（《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嘉庆二年岁杪，李琛组织蒲家坪青壮，与关门子场、新店子场部分青壮合，组建团防，先后驻扎大寨、小寨、五包山、南天门的月宫硐等要隘，抵御堵截白莲教徒。李琛时年四十三岁。年富力强的他，团练乡勇，整饬武装，为捍卫一方操心劳神，奔走呼号，保全石矿坝场、关门子场、新店子场百姓无算，功莫大焉。

《（民国）南江县志》第二编《武备志·团防》：“清嘉庆教匪之乱，川北各州县整饬团练，人民驻扎寨堡，行‘坚壁清野法’，贼匪野无所掠，乡团随处堵截。教匪之平，实赖此策。于时，南江乡团尤为得力。”大敌当前，可见地方组建乡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坚壁清野法”即清嘉庆二年庆阳府（今甘肃庆阳）知府龚景瀚《坚壁清野议》中提出的“先安民然后能杀贼，民志固则贼势衰，使之无所裹胁。多一民即少一贼，民居奠则贼食绝，使之无所掳掠。民有一日之粮，即贼少一日之食。用坚壁清野之法，令百姓自相保聚，贼未至则力农贸易，各安其生；贼既至则闭栅登陴，相与为守。民有恃无恐，自不至于逃亡。其要先慎简良吏，次相度形势，次选择头人，次清查保甲，次训练壮丁，次积贮粮谷，次筹画经费，如是行之有十利”。

龚景瀚，字惟广，又字海峰，福建闽县（今福州）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辛卯科进士，殿试以三甲归吏部候选，里居十年以教授为业。乾隆四十六年（1781）之后代理中卫县（今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知县，乾隆五十七年（1792）任循化厅（今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同知，乾隆五十九年（1794）迁陕西邠州（今彬州）知州。嘉庆元年（1796），从陕甘总督宜绵征剿白莲教，以功擢庆阳府知府；嘉庆二年，龚景瀚据在宜绵幕府的从军经历，撰《坚壁清野议》一篇，向朝廷献策。《坚壁清野议》逻辑严密，以理服人，随即被陕西、河南、湖北等省下其事于州县，举仿其法，令结寨屯粮，团练乡勇，民获自保。嘉庆帝也特命将其编入《皇清文颖续编》。嘉庆三年（1798）二月，勒保任四川总督，在白莲教徒频繁出没的川东、川北地区全面实施“坚壁清野”政策，成效显著——“念各匪往来川东、川北，居民散处，裹胁甚众，民生涂炭，其势与前明流寇无异，因采‘坚壁清野’，通行各属，令百姓扎寨屯粮，团练乡勇，以期自卫，并设法招抚贼众裹胁之人。师至之处，斩获颇多。”（勒保《平定教匪纪事》）

大寨与小寨同在一道山脊上，大寨在北，小寨在南，相距不过三四里，成对峙之势，高耸于蒲家坪东面，亦是今公山镇与关门镇界山。《（民国）南江县志》第一编《关隘志（寨堡附）》：“大、小二寨在县南二十五里塔山后。”

大寨、小寨、五包山（在原高塔镇五山村境内，今属新华村）、营盘梁、南天门及盘龙山是蒲家坪东南屏障。其中的营盘梁因清军扎营而得名。

据《额威勇公行营日记》记载，清廷参赞大臣、都统（从一品武官，与“将军”品级同）瓜尔佳·额勒登保率八旗精兵于嘉庆四年（1799）八月二十一日从通江磨盘寨进入南江县境范家山（原北极乡治地），二十二日，在五包山遭遇白莲教“巴州白号”鲜大川部，与之战，鲜部溃逃。次日，额勒登保在五包山附近的营盘梁扎营休整一日。二十四日前往二石坎（即“二石坝”，在赶场镇井坝村），然后又折西，经桥坝（原桥坝乡桥坝村）前往广元县。（《额威勇公行营日记》收入严如熤自编文集《三省边防备览》卷四）一月后，也就是八月二十四日，额勒登保在巴州平梁城下大石坎（白莲教乱，巴州城陷，州治迁平梁城。大石坎在今巴州区平梁镇炮台村）接嘉庆帝派专人从北京送来的“经略”印，额勒登保始任“经略大臣”（自顺治至嘉庆年间，于重大军事行动时，特命亲信王公大臣为经略大臣，统帅数省官兵，负军政全权，地位高于督抚等封疆大吏。此职属于临时性职务，且以军事为主，事罢即撤），并恢复被撤销的领侍卫内大臣（正一品武职）和褫夺的双眼花翎，节制川、楚、陕、甘、豫五省军务，全权指挥参与平乱的八旗、绿营将领会剿白莲教。

此次五包山之战，鲜大川部战败溃逃。额勒登保得胜后，在五包山附近营盘梁驻留，休整一日，并就地处决了一批被俘的白莲教徒。日后，当地人把这里叫“杀人塆”。李琛后裔李尚尤介绍，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营盘梁开辟茶园，泥土中挖出了许多人骨、马骨以及一些生锈的刀矛、箭镞。

李琛率乡勇可能也参加了五包山之战。因为大寨、小寨、五包山、营盘梁山势相连，近在咫尺。清军与白莲教徒作战，地方乡勇不可能袖手旁观，起码也要协助、配合清军作战。按《李琛碑志》“治则出入琴堂，常缔交于邑宰；乱则往来军营，屡接见于夫公”的记载、李氏后裔至今口口相传的“琛公曾被侯爷接见”的说法，此次李琛拜见了在营盘梁休整的清廷重臣额勒登保。“治则出入琴堂，常缔交于邑宰；乱则往来军营，屡接见于夫公”——“琴堂”，语出《吕氏春秋·察贤》，代指府、州、县署，这里专指南江县署。上句是说社会安定时，李琛经常出入南江县署，与知县交往；下句是说动乱年代（即白莲教乱时期），李琛往来军营，多次被带兵的上级官员接见。“屡接见于夫公”句，省略了接见李琛之人的姓名及职衔，原因在于接见李琛的不止一人，而是很多，他们是带兵的武官甚至将领或要员，品级高低不一。额勒登保嘉庆元年被锡封为“威勇侯”，时人尊称“额威勇公”、简称“额侯”，民间习称“额侯爷”或“侯爷”。额勒登保在各地征剿白莲教，每到一处扎营后，也经常接见当地官吏与寨首、族长、耆老，了解当地情况。“经略、参赞（“经略”即经略大臣额勒登保，“参赞”即参赞大臣德愣泰——引者注），所以克奏肤功者，拿定‘保民’二字。主见先定，每当下营，村老皆得进见，询问民间疾苦、长吏贤否，约束弁兵，秋毫无犯。”（《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接见李琛时，额勒登保对寨首李琛率乡勇堵御白莲教表示赞赏，并给予赏赐。赏赐之物中有一把剑，李琛辞世后，一直保存于李氏宗祠神龛上。民国二十五年（1936），也就是农历丙子年，川东北发生了近代以来范围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饥荒，尤以通（江）、南（江）、巴（中）三县为甚。李琛后裔李常植将剑等先辈遗物携往阆中，换回苞谷帮助族人度过了饥荒。

小寨，古名凤凰寨，位于今卫星村五组，海拔一千四百余米，是卫星村东面制高点，与今关门镇长田坎村接壤。小寨北门今已坍塌，只余少段残墙。小寨向北数里，即大寨；往南，通过一道狭长的山脊，地势倾斜而开阔，即小寨南门。南门保存相对完好，寨墙及壕沟大多还在。宣统三年（1911）十二月，李词原作并书《重修小寨碑序》：

小寨旧名“凤凰寨”。来脉曲细，壁立千仞，实天然险隘也。嘉庆初，教匪乱境，远近驻扎此寨，军民安堵，卒保无虞。然世运成（承）平，屈指至今，已百有余载矣。而寨墙倾圮、寨门颓坏久已置之不问。因今秋天下多事，各方诸君齐集，见此地险要，可避兵燹，于是议定：凡扎此寨者，各量力捐助，成此善举。复将墙堵寨门，补修完善，不数旬功成告竣，谨将出资众姓列左，爰泐石以垂不朽。是为序。

《重修小寨碑序》原文刻于小寨南门内右侧石壁上，《碑序》末刻捐资捐物出力者姓名，左侧石壁刻右侧余下捐资捐物出力者姓名。倡首重修小寨者为王元崇、周明德、周明昶；捐资者姓名按捐资数额多寡排序，排首位者为李常植。重修小寨时，因上年——清宣统二年（1910）办理地方自治事务，南江县废除旧三乡建制，在全县设置九区五十一场。斯时，小寨西属第一区石矿坝场蒲家坪，小寨东属第四区关门子场，小寨南属第六区新店子场。

《碑序》作者李词原生平事迹不详。据《南江县人民政府志·民国时期南江县政府·内部机构》（内部资料，南江县人民政府，1985年6月编印）记载，李祠源1940年代初曾任南江县政府第二科（即财政科）科长，不知是不是同一人，备考。

李常植，光绪年间廪生（即上文写到的以李琛遗物换取粮食帮助族人度过饥荒的人，李常植病故于上世纪六十年代），除捐资五百文（一个铜钱即一文。因用麻绳穿钱，民间又把铜钱叫“麻钱”，从铜钱方孔中穿过的麻绳称“缗”）外，还在小寨北门、南门分别撰联“凤哕高岗，弋人何慕？云横上岭，樵径难通”“蜀北严疆，城南管钥；荣称小寨，福庇群生”。

蒲家坪东南高峰即南天门（又名“红岩”）。南天门是今公山镇卫星村与高塔镇新华村界山。南天门右下侧百余米绝壁间有状如弯月的一块巨大岩壳，岩壳下天然形成一石硐。因毗邻南天门，当地人叫它“月宫硐”。坚壁清野期间，李琛与乡勇多驻此洞。硐右侧横行约二百米即炮台咀。炮台咀正对蒲家坪，直线距离约两千米。炮台咀置土炮一尊，炮口朝向蒲家坪。某日，一股白莲教徒进入蒲家坪，经探马报告无人守卫，便大张旗鼓进村入户搜集粮食，同时也将居民圈养的、无法赶往硐寨的猪集中到新修的李氏宗祠院内宰杀，准备饱餐一顿。白莲教徒的所作所为被防守于月宫硐的乡勇看得一清二楚。正当他们大快朵颐的时候，李琛见时机已到，也顾及不了是家族的宗祠，痛下决心，令乡勇向祠堂开炮。伴随着震耳欲聋的炮声，一个火球瞬间飞向蒲家坪。由于炮口调校过高，炮弹未命中祠堂，炮弹落在祠堂上方树林中，立即引发草木燃烧。乡勇紧接着填装火药、炮弹，再向祠堂发射。这次，炮口调校又过低，仍未击中祠堂，而把祠堂左下方一棵大杉树击中，同样引发火灾，导致周围的大树一同遭殃。乡勇根据前两次炮口调校的经验，细致目测，掌握分寸，随即发射第三炮。这一炮不偏不倚，击中祠堂右侧厢房。炮弹爆炸时，厢房起火，祠堂内即刻乱成一锅粥。因白莲教徒集中在祠堂院内这样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伤亡过半，侥幸活命者争先恐后沿来路逃逸。

由于土炮后坐力大，今天，在炮台咀还能看到当年安放土炮的石台被震裂的痕迹。

咸丰初，鉴于广西太平天国武装不断壮大且向湖南、湖北等地蔓延，当地人熊翔飞与三个儿子（文生自佶、自儒、自僖）及武生熊自俊放眼长远，维修月宫硐，以图自卫。咸丰三年（1853）二月告竣，并重新命名“安怀硐”。此次维修，在硐外砌了石墙，石墙上留有多个瞭望孔及石门一道。瞭望孔用于通风、观察、射击。石门一合，安怀硐就是一个封闭的硐寨。石墙长三十米、高处达三点八米、厚一米，石门净高二点二米、净宽一点零六米。石门题联：“古硐本天生，岂畏盗临并寇至？□□藏身稳，何须金城与汤池。”硐内面积约二百平方米，可容纳数百人藏身。

道光初年，李琛建生圹，南江知县胡炳赠“一代英豪”，并撰联：“一世有才兼有德，千秋为表亦为坊。”胡炳之所以称李琛为“一代英豪”，即指李琛嘉庆初年率乡勇结寨堵御白莲教而成为传奇人物。李琛本来是个监生，文人团练乡勇，自然是文武双全，所以对联中说他“有才”。品味对联，地方官对李琛的评价实在是高。

四、建修奎阁　培育文风

奎星阁坐落于今卫星村西南盘龙山山腰。下即南江河，河西便是石矿坝场。

《（民国）南江县志》第一编《山脉志》“盘龙山”条：“盘龙山，在县南五十里，脉自县治东南土地垭来，经大寨、小寨至此势稍团聚，土人曾建奎阁其间，以助结撰之奇迤南为高观寺山。”

奎星阁实际上由奎星阁碑、奎星阁两部分石质建筑组成。因奎星阁碑和奎星阁未集中建在一处，今天，当地人习惯于把奎星阁碑称“武魁（奎）”、把奎星阁称“文魁（奎）”，这是不妥的。奎星阁碑是奎星阁的附属建筑，它是奎星阁主体建筑的一部分，不能分开另命名，应统称奎星阁。

奎星阁碑由碑座、碑身、碑帽组成。碑座是一块约四平方米的整石，碑身也是一块四方形石柱。碑座、碑身加上碑帽，奎星阁碑通高约五米。碑正面（朝向卫星村的一面，即北面）题联一副，额为“灵杰千秋”，联为“□静文□连北斗，□来爽气挹西山”，碑正中题“特授保宁府南江县正堂加三级恩加二级□□□□□”。“□”中的字遭人为损毁。“特授”，通行的说法认为与“特简”同，即高级官员由皇帝特旨简用。“特授”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为“特授”的提名权和任命权是皇帝，另一种含义为“特授”的对象是高级官员。但清代的“特授”对象不仅仅是高级官员，也包括知县、教谕之类的低级官员。“正堂”即“正印官”。“加三级恩加二级”中的“加级”（有的还带“纪录”字样，如上文提到的乾隆末年署理南江知县姚玉麟的全衔：署保宁府南江县事阆中县正堂加五级纪录六次），系吏部考绩奖励等次，属议叙内容。清代，凡官员考核，成绩优良或有功绩者，均给予奖励。纪录分纪录一次、纪录二次、纪录三次三等，加级有加级一次、加级二次、加级三次之别。加一级当纪录四次，两者合之，共有十二等。满纪录四次为加一级，其后为加一级纪录一次，一级满纪录四次为加二级，以此类推，直至加三级为止。（见李鹏年、刘子扬等人编著《清代六部成语词典》第13—1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版）

据“特授保宁府南江县正堂加三级恩加二级”这种职任、议叙的清代官职全衔（亦名“繁衔”）的形式推断，此联为时任南江知县胡炳题。碑西面（朝向石矿坝场的一面）题“盘龙山”三大字，接着横刻“众姓”二字，其下为捐资捐物出力建修奎星阁者姓名，李琛姓名排首位。碑南面（碑背面）无字。碑东面刻彭晪《建修奎星阁碑序》全文：

考《天官志》载，奎星，二十八宿之一。西方十六星曰“奎星”，主文昌，又主武库。又考汉《史记》，衡星当南斗，魁星枕于参星之首，魁斗第一星也。在文昌六星中，司上将，司命，司禄魁，司贵人，各有主宰。今日人间奉祀奎宿或即魁星，疑两星并主文明焉。通都大邑竖庙宇、建楼阁，香烟日盛，俎豆弥兴。宋乾德二年丁卯，五星聚奎。今上道光二年，钦天监复奏五星聚奎，见于省报。则知文治光昌，奎星普照，宜山陬海澨，士人及群黎虔敬不替也。

南江县西五十里盘龙山有蒲家坪监生李琛，年高德劭，浑朴老诚好善，君子也。方境从前兴会积有百十余千钱，历年地方公费用去数十千，尚存若干。李君有志培补文风，同一乡贤士相商，建修奎阁，以祀文星。相阴阳，卜流泉，鸠工勒石，工费不赀，所有钱文，俱已因工耗用，而庙阁堂皇，烟香不废。于其告成，居邻士子罔不悦敬。问序来城。予司铎南江，日愿文风之振久矣。今年岁试，李君近邻入学文武生二人，可卜奎阁一建，斯乡文风勃发，文列螭头，武入豹室，为南江争色。匪独董事诸贤之幸，是亦余之厚望也。

“年高德劭，浑朴老诚好善，君子也。”碑序中，彭晪对李琛评价极高。能被地方官员以“君子”的形象目之，这全靠平时的德行及内在的修为，对一个人来说，实属不易，也难以做到。李琛建生圹，彭晪同样赠“年高德劭”四字，匠师刻于墓碑亡堂。

彭晪，字松亭，丹棱（今乐山市丹棱县）拔贡，嘉庆二十四年（1819）始任南江教谕。道光七年（1827）采辑完成《南江县志》三卷，《建修奎星阁碑序》亦收入该志下卷《诗文志》。

从彭晪的《碑序》可以看出，李琛之所以建修奎星阁，目的是培育当地文风，多出人才，“为南江争色”。另外，修建“阁”这种建筑，也有组织空间、点缀景观的作用，即《（民国）南江县志·山脉志》“盘龙山”条所说的“以助结撰之奇”。

建修奎星阁为何选址盘龙山腰而不另选他处，原因在于：大寨、小寨、营盘梁、南天门、盘龙山由北向南系蒲家坪东南屏障，而谷仓观、土地垭、鼓儿口为蒲家坪的西南屏障，两组山系之间就是南江河。根据堪舆学理论，南江河由北向南流至盘龙山下，与对面的山之间就形成一个天然的巨大豁口，这豁口过于空虚，需要人为的构筑物适当补充，以此培补“风水”。就在彭晪作《碑序》的道光四年（1824），蒲家坪附近就出了一个文生一个武生。彭晪断言，奎星阁建成后，该地区一定会“文风勃发，文列螭头，武入豹室”。后来的事实是否如此，今天我们就不必追究了。这是作为主掌一县教育的官员彭晪的美好意愿，也是建修者李琛的初衷，日后出没出人才，我们也用不着去核实。

奎星阁碑座下，曾被人疑为埋有银子或其他镇碑之宝，碑座四周被人掏空，碑座倾斜，碑身失去重心，终于在十多年前倒塌，碑身从中部一分为二断为两截，碑的下半截立在碑座上，碑的上半截连同碑帽倒在地上。

沿碑东向盘龙山顶方向缓坡上行，约二百米处便是一台地，奎星阁主体建筑坐落其中。奎星阁全部由石头构建，由基座与阁组成。基座呈正方体，每面宽三点五五米、高三点零五米。大基座之上，又有一个高一米、宽约二米的小基座，小基座上是宽一点六二米、高四点五米的奎星阁。加上大小基座，奎星阁通高约九米。

阁正面（朝向卫星村的一面，即北面）上方为一凸起的石匾。匾右侧竖刻“特授保宁府南江县正堂荆门进士胡炳”，匾中为胡炳题“奎星阁”三大字，匾左侧竖刻“太学生李琛主立”“大清道光四年甲申仲秋月廿四日吉旦”。

胡炳，湖北荆门籍进士，嘉庆二十五年（1820）任南江知县。任职南江期间，疏通南江河便于舟楫运输，重建县城关帝庙、文庙（原关帝庙、文庙毁于白莲教乱），广置义学，捐俸银一千两设养济院并划义冢地，修《南江县志》三卷（具体采辑工作由教谕彭晪负责），卓有政声。道光九年（1829）离任。

两边阁柱上，“南江县儒学正堂丹棱彭晪”题“香烟百代衣冠盛，灵杰千秋享祀新”联，左侧阁柱边沿竖刻“李正茂、姚文魁、李正祥协办”小字。李正茂系李琛长子，姚文魁系李琛婿，李正祥系李琛侄。

阁西面（朝向石矿坝场的一面）有“一乡财福文星照，万姓安居贵宿临”联，阁南面有“奎光射斗钟文士，剑气冲霄毓武元”联，阁东面有“朗朗文星透碧汉，煌煌剑气映长江”联。阁西、南、东三联均为恩进士（即恩贡生，非真正进士）陈建中题。

阁西、南、东三壁均有大圆孔，可以互相透视。阁中原置石雕八卦，八卦不知何时被毁，今已不存，只余一块八边形石板。

五、开凿渠堰　造福邻里

蒲家坪位于一面倾斜的山坡上，地势北高南低，加之土薄石多，地表涵水量低。居民平时生活用水就十分拮据，一到田地需要蓄水的栽秧时节，用水尤其紧张，居民常常依靠“天落水”（下雨）保障粮食收成。

为缓解人畜饮水和生产灌溉用水矛盾，道光五年（1825），李琛出资并动议所有儿子共修渠堰。渠堰接引大沟之水，环绕蒲家坪。大沟雅称“蒲涧”（见李氏宗祠牌坊姚玉麟题联）。大沟之水发源于蒲家坪东北大寨、小寨山麓。跨越大沟东上寺坪，然后翻山即可到关门子场，大沟北面即蒲家坪。水流顺涧而下，至盘龙山麓汇入南江河。渠堰建成，李琛在大沟与渠堰接合处，也就是渠堰始段石壁刻“九子堰”并题名：

鸠工勒石，本我一人。创造之始，而兴工补堰，是为九子代远之谋。
大清道光五年乙酉岁，监生李琛修

九子堰，顾名思义，即在李琛倡导下，九个儿子合力建修的渠堰。以上石刻文字道出了九子堰名称的由来。

李琛妻妾三：原配岳氏，如夫人彭氏、李氏。

李氏，通江刘坪（今铁佛镇）人。初被白莲教徒裹挟至南江境内，白莲教徒与李琛率领的乡勇在小寨作战中，李氏冲散而被俘。问其姓，隐姓说姓吕。李琛见其年轻貌美，遂心动，纳为妾。后才道出李姓。李氏年龄小李琛二十四岁，同治年间病故，其墓碑尚存。碑上有徐炳唐〔同治六年（1867）丁卯科举人、同治十年（1871）辛未科进士〕等名人题联。

李琛妻妾先后生正茂、正盛、正兴、正发、正菁、正常、正域、正朴、正选、正极十子，其中第四子正发年十八病亡，只余九子。

九子堰全长约十里，用石板砌成，呈“凹”字形。曾惠及中蒲家坪、下蒲家坪百余户居民。今仅存大沟附近百余米渠堰。开凿九子堰是李琛为当地百姓做的善事之一。提起九子堰，卫星村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李琛之名至今深入人心。

白莲教乱敉[mǐ]平后，嘉庆中期至道光初期，时局稳定，经济复苏，战乱后迎来了一个百废俱兴的时期。虽然短暂，但社会和谐，百姓安堵。如此背景之下，李琛在蒲家坪大力发展养殖业、种植业，兴办酿酒作坊（卫星村“作坊塆”就是他当年办酒厂的地方），多种经营，发展生产，活跃经济。“复营数座，置业数处”。闲暇时，“以勤俭持家、以《诗》《书》传后”。（引文见《李琛碑志》）

道光十六年（1836）八月二十五日，李琛卒，享年八十三岁（实际年寿八十二）。两年后，也就是道光十八年（1838）冬月，入土为安。

（作者：周书浩 2021-05-01　来源：巴中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