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志铭浅析
唐章怀太子李贤，是唐高宗李治的第六子，则天皇后所生。在当时李、武统治集团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李贤是失败者，被武则天贬谪四川巴州。不久被害于巴州住所，葬巴州城南化成山麓。唐中宗李显复位后，迁陕西陪葬乾陵。巴中的李贤墓历经一千多年未毁，明代人见到的李贤墓还是“神道精严，翁仲成立，基地开阔，樵苏禁厉，松楸无恙，灵爽斯存”。可见李贤虽然被贬而死，但死后仍以皇族的陵基制度入葬。到了清代初年，经过明末战乱的破坏，就“碣石倾踣[bó]，践履不禁”了。巴中的李贤墓建国后屡遭损坏，垦为农田。目前已恢复，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李贤基虽迁陕西，但墓中尚有墓志、壁画以及其它殉葬品。今未发掘清理无法见到这合墓志，难以了解他的政治悲剧详情。
今天所见到的李贤墓志是1971年1972年陕西李贤基出土的两合墓志。一合是神龙二年(706年)由巴州迁回京师，以雍王身分陪葬乾酸的墓志；一合是景云二年（711年)追封章怀太子后，与其妻房氏合时的墓志。两志相距不过六年，但已历三帝（中宗、少帝、睿宗)，两相勘校，可以窥视当时的政治斗争情况。志文中的若干史事与两《唐书》互有出入，可补正史之阙，校正史之误。
雍王志是武则天死后，唐中宗李显复位的第二年，即神龙二年(706年)迁回长安陪葬乾陵时所刻。神龙是武则天的最后一个年号，中宗复位袭用。这合墓志破例不录撰书人姓名，而且在第一行清楚地看出原刻为“故雍王基志铭”可见当时究竟是“大周”还是“大唐”尚有争议，故不录朝代。志文中对李贤被贬巴州及其死因均未涉及，采取回避的态度。然而六年以后的章怀志则不一样，这时已是睿宗李旦在位，不仅直书“大唐”，而且对志文的撰书者均录姓名及官位。志文中对李贤被贬巴州的原因也敢于指出是“谤竟”、“退谗”。值得注意的是志文中在记述追封雍王时说：“垂拱元年四月廿二日，皇太后使司膳卿李知十持节册命，追封为雍王。”垂拱是武则天执政的第二个年号，李贤死的第二年，是武则天亲自追封的，志文称皇太后，而且对志文的提书者均录姓名及官位。志文中对李贤被贬巴州的原因也敢于指出是“谤竟”、“遇谗”。值得注意的是志文中在记述追封雍王时说：“垂拱元年四月廿二日，皇太后使司膳卿李知十持节册命，追封为雍王。”垂拱是武则天执政的第二个年号，李贤死的第二年，是武则天亲自追封的，志文称皇太后，而不称大周皇帝，可见到景云二年(711年)武氏集团的政治势力已基本上瓦解了。
高宗晚年多病，难理期务，武则天在显庆(656年)以后就自临朝政，经营了几十年，形成了拥有实力的武氏政治集团。中宗复位，武氏集团的政治势力还很强，所以她死后的第二年所刻雍王志不敢直书“大唐”二字，也不敢录撰书人姓名。雍王志第一行修改为“大唐故雍王墓志铭并序”很明显是景云二年与妻房氏合葬时所为。
章怀志是睿宗时所撰刻，这时武氏集团的政治势力已全部消失，李氏政权正在中兴，所以志文中就敢于录出“银青光禄大夫邠王师上柱国固县开国男卢桀撰”。“太常卿兼左卫率歧王李范书”。此二人唐书均有传。李范是睿宗李旦的第四子，其政治态度是反对武氏集团专权的。卢桀更是以反武氏集团而著称。志文中称武则天为皇太后，这就是说武则天是“李家妇”，而不是大周皇帝，从而根本上否定武则天的“光宅革命”。对李贤被贬的原因，也敢于说出是“遭谗”是冤案，要“反正”。选择卢、李二人撰书志文，显然是有意安排。
据史书记载：神龙元年二月“复宗室死于周者官爵”。三月“诏文明后破家者昭洗之，还其子孙荫”。景云元年六月，睿宗李旦追削武三思、武崇训的爵谥，敞坟、斩棺、戮尸。将则天大圣皇后，复旧号为天后。与此同时，又追谥[shì]雍王为章怀太子。这都是同时采取的抑武扬李的政治措施。
《新唐书》卷八十一说：“章怀太子贤，字明允”。雍王志未提及。章怀志言：“太子讳贤，字仁”。李贤的字号史书与志文不同，当以志文为是。
李贤贬巴州的时间，《旧唐书》高宗本记云：“开耀元年十一月癸卯，徙庶人贤于巴州”。章怀志说：“永淳二年奏敕从于巴州安置”。开耀(681年)十月改元，682年2月改永淳，683年12月改元弘道。开耀元年是681年，永淳二年是683年，志文与史书相差两年，当以志文为是。
《旧唐书》高宗本记说：“弘道二年三月，庶人李贤死于巴州”，“年三十四”。雍王志云：“文明元年二月廿日，薨于巴州之别馆，春秋三十有一”。《旧唐书·酷吏传》丘神绩传：“弘道元年高宗崩，则天使于巴州害章怀太子”。《新唐书》则天皇后，“光宅元年二月改元文明，庚申废皇太孙李重照为庶人，杀庶人贤于巴州”。章怀志云：“文明元年二月廿七日，终于巴州之公馆”。《巴州志》云：“嗣圣元年，太后杀故太子贤。”据中宗683年12月改元弘道，684年初改元開圣。睿宗84年2月改元文明，9月武则天改元光宅。李贤终于2月，志文所记文明元年更为确切。卒日两志也不一样，雍王志“二月廿日”，章怀志“二月廿七日”相差七天。
关于李贤的岁数唐书与志文也不一致。《新唐书》卷八十一载“三十四岁”，《旧唐书》卷八六载“三十二岁”，而两志文载“三十一岁”。按《旧唐书、高宗本记》（永徽)五年(654年)十二月…戊午，发京师谒昭陵，路生皇太子贤”。从永徽五年到文明元年，正好是三十一年，与志文所记卒年三十有一相合，可见两唐书记载有误。
李贤生前所任官职，两唐书所记大体与两志相吻合，但志文比正史更详。志云：“贤生于永徽五年，六年封潞王，食邑万户。明〔当为显字，此处避讳)庆元年拜歧州刺史。其年加授雍州牧。龙朔元年改封沛王，加授持节都督扬、和、滁、润、常、宣、敛七州诸军事，扬州刺史，兼左武侯大将军。雍州牧如故。麟德二年，加右卫大将军，其年从驾东封，摄滚州都督。威享三年，改封雍王，食邑万户。上元二年册拜皇太子。水隆元年八月甲子废为庶人。永淳二年，奏请从于巴州安置。文明元年二月廿七，终于巴州。垂拱元年追封雍王。神龙元年七月迁乾陵陪葬。景云二年四月追赠册命为章怀太子”。《旧唐书·睿宗本记》云：“景龙四年秋七月，追谥[shì]雍王贤为章怀太子”。志文比唐书要晚三年，志文记载更可信。
（古今，文物研究，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