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巴中 文化考证 “湖广填四川”是张献忠剿四川引起的吗?

“湖广填四川”是张献忠剿四川引起的吗?

张献忠,字秉吾,号敬轩,是陕西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的农民,于崇祯三年(1630年),率领米脂18寨农民起义,自称“八大王”,因身长面黄,人称“黄虎”,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他率领的农民军杀贪官污吏,诛土豪劣绅,所到之处,农民欢迎。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对他十分痛恨,给他造了不少坏輿论,说什么“八大王”剿四川见人就杀,杀得鸡犬不留。张献忠为什么要剿四川?据说是因为张献忠儿时曾随父贩枣至四川内江,把驴子拴在一绅士的坊侧,粪尿污了石柱,绅士命仆人鞭打张献忠的父亲,张献忠怒目不敢争抗,临走时发誓说:“将来我再来时,要把尔等杀尽,方泄我恨。”又说,张献忠起义后,带兵从湖北进入四川时,在川、鄂边交界处的碚石扎营,第二天他在两省交界的地方大便,先在四川境内扯草揩擦,正好抓着藿麻(即荨麻草——带毒刺的蝎子草,又名蛤蟆草),手背臀部都被刺痛。他又伸手到湖北境内扯草,但草并不刺手。张献忠就问湖北人,为什么四川的草刺人?回答说,这草叫藿麻。张献忠顿时火冒三丈,怒气冲冲地说:“四川人真厉害,连草都这么凶!我就从这里杀起。”还谣传张献忠是“天煞星”下凡,并编出童谣唱道:“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使瘟疫在后头,”还有的说,张献忠好杀人,因为他有“神经病”。

实事求是说,张献忠入川确实杀了一些人,杀的多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官军和反对起义军的人,但四川人口剧减,绝不是张献忠人川杀少了的,不能归咎于张献忠的农民起义。

明末清初四川遭受长期的大规模战乱达数十年,张献忠亲率起义军两次入蜀先后只是5年短暂时间,而战乱最长的则是清军、地方武装对起义军的围剿和张献忠部反围剿的拉锯战;继而是南明军与清军的战争,以及南明军将领内部之间的相互争夺厮杀;其后是吴三桂反清,叛军与清军在四川的拉锯战,又称“三藩之战”。这些战乱,持续30余年,反反复复,四川人民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屠杀。正如郭沫若指出的那样:(《(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的说法有些夸大,但在当时,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互相厮杀的数量一定不小”(引自《张献忠屠蜀辨》)。

张献忠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二月,从湖北谷城经陕西安康(兴安、平利)率军由渔渡溪第一次攻入四川,用“以走制胜”的战术拖垮敌人。但在太平即今万源县玛瑙山与明军左良玉相战而败,牺牲3500多人,3月,官军贺人龙、李国奇部又大败张献忠,起义军又牺牲1300多人。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率部转战川北、川东在开县击破明军后入湖北。第一次人川在川东北部分地方活动仅两年时间。清世祖顺治元年至顺治三年(1644年~1646年)约3年时间,张献忠第二次攻人四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农民政权,1646年8月,被官军逐出成都,赶到川北,是年11月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军豪格部突袭,张献忠不幸中箭牺牲。张献忠这两次人川只有5年时间,他根本不可能亲率其部把四川杀得鸡犬不留。

1923年成书的《清代通史》所述:“献忠性嗜杀,屠戮之残,亘古无闻……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川中人迹殆尽。”可谓是离奇的夸大。明朝万历六年(1518年),四川人口仅310万,全国人口也才6069万,张献忠人川时,四川人口也不过三四百万,怎么能杀出6亿多人来?真是弥天大谎。

那么屠杀四川人民的主要凶手究竟是谁?一是张献忠牺牲后,四川大部分地区为明军占有,他们变本加厉镇压农民起义,其内部互相攻伐,争权夺利,扩充地盘,拥兵自重,给四川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清初杨鸿基在《蜀难纪实》中说得具体:“(残明书军)闻贼北去,相与倡言恢复……日以挞粮为名,日出抢掠,其难更酷于贼……每得一人,绑刺炮烙,必得财物而后已……故民虽免于)9刃,而死于拷掠者十常八九也……粮罄尽……已有人相食者,而诸兵搜劫无已,民不能出而求食,故不死于兵则死于饿。”

再是张献忠牺牲后,清军一方面镇压农民起义军,一方面与明军交锋,斗争十分残酷.《东华录》顺治七载,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突袭张献忠,“斩首数万计”;顺治四年(1647年)十一月,“清军将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去,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顺治九年(1652年),清军在保宁“擒斩(王)复臣及伪将等二百余员、贼兵四万余级圩。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才占领大部分四川。

还有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叛乱,派王屏藩攻入四川,对四川的破坏也大。-据《艳濒囊》卷五《王屏藩扰乱川陕》一文记:“所在地方,劫掠财贿,有不从者,即诬以罪,倾其身……广(元)、南(江)、通(江)、巴(州)、太平(万源)诸州县,宏(指王屏藩的北路将军谭宏)兵络绎不绝,勒索居民,十室九空,或涉深山穷谷人迹罕到之地,尚不得免。”

以上三段时间,满人与汉人之间,地主与农民之间,汉人与汉人之间的残酷斗争,四川人民被大量杀戮。加之在这段时间里,四川天灾、瘟疫严重。《蜀碧》卷四记,顺治五年(1648年),四川“瘟疫流行,有大头瘟,头发肿赤,大几如斗;有马眼睛,双目黄大,森然挺露,有马蹄瘟,自膝至胫,青肿如一,状似马蹄。三病中者不救”。又据新修《苍溪县志,大事记》载,顺治初年大旱、大饥、大疫席卷大半四川,川北苍溪、达县等地特重。顺治四年(1647年),“饥饿频仍,苍溪似洪荒之世。次年,又连遭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据一些地方传,当时四川一些地方还遭虎灾。川南泸州,岸上有数十虎鱼贯而行。富顺县境内,“数年断绝人烟,虎豹生殖转盛!昼夜群游城郭村圩之内……”在荣县,张懋尝主仆8人至荣县上任,城中四处无人,天尚未黑,群虎窜出,8人之中,5人葬身虎口。川北的南充县“群虎自山中出……”刘石溪在《蜀龟鉴》中述:郸I南……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北……死于瘟虎者十一、二;川东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西……死于瘟虎者十一、二”(引自王纲《清代四川史》)。由此不难看出,战乱、天灾、瘟疫,是四川人丁剧减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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