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良一：亲历在重庆收复川江航运权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记忆是文明之火，抗日是一段不容忘记的历史记忆，这一段记忆对我来说，是一段特殊的记忆，犹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红场阅兵当晚，高举老普京的肖像与二十万市民一起游行那样，犹如普京总统历年在红场阅兵讲的那样，“以对我们先辈历史记忆的忠诚，记住父辈、祖父和更早的先辈为祖国做出的牺牲，才懂得什么叫忠于祖国”。我对这段记忆源于童年。五十多年前我背诵一段小学课文，被我祖父，北伐革命和抗日将军叶良一打断了，他厉声说，“什么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不是八年！”我委屈地回答，“我没有错，你看课本嘛。”他看后严肃地说，“你的课本也写错了。1894年甲午海战，中国失败后，到1945年中国人民用了五十余年，才打败小日本。东北三省的局部抗战从1931年9.18事变起计算，也是十四年。全国抗战从卢沟桥事变起计算，才是八年。从晚清政府起中华民族的抗战，我们经历了三代人五十余年呀！”老祖父又痛心地说，“中国人珍爱和平，我家上下几代人都盼望和平，你刚生下来，我给你命乳名是和平！”祖孙间一次不同寻常的争执，让我有幸在成人后亲闻祖父，辛亥革命和川军抗日将领叶良一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在文革中他虽患白内障，但思维清晰，记忆惊人，被迫写“历史交代材料”时只能口述委托当知青的我做笔录，这段史料我才得以保存，值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整理后公开，望有益社会。

1925年春，四川防区制始，我即率部驻防四川省会重庆，所部官兵六团一万余人，主要是我家乡大巴山区通江、南江、巴中、广元、昭化、剑阁等县的子弟。我还担负了重庆筹备建市，完成市政建设的各项任务。我驻防重庆时最初属川军杨森部，1926年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1军第2混成旅，我即任该旅少将旅长，归四川督办，军长刘湘节制。驻防重庆期间，我主谋并参加了从日本和各国列强手中收复川江和川江航运权的斗争，努力多年，最终实现，为1937年全国抗战全面爆发的大撤退，为重庆成为中华民国的陪都，奠定了重要的战略和物质基础。

一、川江当时的局势

我部驻防重庆，我每天在长江边的下半城和江北一带，看到日本和各国列强的军舰悬挂它的国旗在我江面上耀武扬威，还经常无故撞翻我国木船，造成船毁人亡，就连日本货船也仗势其军舰在我江河里横行霸道，无故开足马力撞翻我中国货船，而国内刚刚起步的几十家长江轮船公司，就像当时的中国一样，四分五裂了，甚至还内斗到一条船一个公司的惨境。　

二、川江航运权的失落

我驻防重庆主管军政事务，对重庆做过认真研究，早在鸦片战争后，离中国最近的日本和西方列强就企图开辟和侵占我川江航道了。

1869年，英国政府派上海英商协会的代表密琪等人与英国驻汉口领事，沿川江乘轮船坐木船，不得已时还爬山涉水，才抵达重庆。他们沿线做过实地考察，趁英国与清政府签订《中英烟台条约》之机，强迫清政府交出了川江航运权，只因当时英国的轮船技术还达不到在弯多浪急、险滩林立的川江上航行的条件，这一企图才暂时未能得逞。1883年，就是我出生那一年，号称“西部中国的英国开路先锋”立德乐，以旅游为名，由上海乘轮船到汉口，然后换乘木船逆江西上，考察我川江航道，历时40天到达重庆，1885年，英国人立德乐，正式向清政府申请宜昌至重庆的川江航行执照，1887年，他建立了“川江轮船公司”，做航行川江的各种准备，同一年，立德乐将其在英国特制的“固陵号”轮船运抵上海，1888年装配完工后，1889年2月驶抵宜昌．准备稍作停留后上驶重庆。为阻止“固陵号”上驶，清政府竞以12万两白银的高昂代价，买下了立德乐的轮船和码头，换取英方轮船十年内不上驶抵重庆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