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皇帝在南郑考辨

明朝的第二代皇帝朱允炆。其父朱标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长子，早年立为太子，不幸中年早逝。朱元璋按封建礼法传统，立朱允炆为皇太孙，1398年朱元璋死后，21岁的朱允炆继位改“洪武”为“建文”，史称建文帝。1402年被他的四叔燕王朱棣用武力推翻。

翻阅《明史》，一句“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无人不想探个究竟，揭开自1402年以来，迄今600多年的建文皇帝逃亡归魂之谜。如果您对此也感兴趣，请您随我们到南郑县福成镇白玉去寻踪觅迹，史海钩沉，做一些探索发现的工作吧！

一、充满皇家气息的地名

白玉位于南郑县东南边缘，米仓山中，现属福成镇辖区，是两省（陕西省、四川省）三县（南郑县、西乡县、通江县）的交汇处，是汉（汉中）白（白玉）公路的终点站。

当您站到这块位于半山的古镇上，目睹那苍翠起伏的山峦，无不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感叹，时而变幻莫测的云雾中传来几声鸡鸣狗吠的声音，随那吹拂的山风飘来腊肉的香味，便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是怎样的怡然自乐。

当我们见到乡长王宏、副书记石述学，热爱教育事业和地域文化的小学老校长朱学枝，曾任村主任的张海泉，寻问起为什么这里叫白玉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讲到这与建文帝有关系。因为建文帝避难在此，人们怀念这位逃亡皇帝，用了隐语的技巧方法，将皇帝的“皇”拆开，故此叫“白玉”，当地老百姓直白地说这就是“皇乡”，真让人恍然大悟。

过“皇乡”九公里便到元坪村。临近村部的两座山峰，左面的叫将军寨，右面的叫大臣寨，据村支书彭文忠，村主任蒙永国介绍寨上垒石架木仍有遗迹。这“将军” 、“大臣”自然与建文帝到此有关。

最惹人眼的是元坪村背依的一座高山，山峁如佛头，人们称佛头山。在临近山顶有一断崖，因建文帝在此隐居为僧，故名“建文崖”，查阅省志，府志皆有此说。直白地告诉我们建文帝隐此的历史。

佛头山绵延而去，一山隔两沟，清清的溪水在“皇乡”渐长渐大，这便是东玉河和白（北）玉河。据已故文史专家冯忠骅考证，东玉河与白（北）玉河的“玉”字，早期记载都是“御”，故此东御河、白（北）御河不仅是防御的天然屏障，更是“御驾”亲临的大好河山。这不竭的河水冲破山石，汇入嘉陵江后入长江过金陵而去。

“皇乡”、“建文崖”、“将军寨”、“大臣寨”、“东御河”、“北御河”一系列地名都留下了皇家的气息，令人感叹。

二、神秘的遗址遗存

遗址之一建文崖。

佛头山与建文崖紧密相连。就在这海拔2388.7米高的地方，人立山巅，目睹两省三县，可望汉中盆地。当地老年人讲述着建文帝想在此立皇城的故事。为什么没立成皇城呢？是因为在这“九龙捧圣”的宝地，建文皇帝数来数去只有九龙，没有算自己脚下的山头。所以没能立起皇城。现在可看到的是破败的庙宇遗址。

庙宇分上下两层。山顶只有残垣断瓦掩映在草木之中，在腐叶覆盖下可见到一方人工挖掘的水池，旁边有一木柱，上面刻有“顽石钟灵高耸佛头开慧眼”，让你遐想那暮鼓晨钟、佛号声声的昔日盛况。

在与建文崖相通的半山处有五间庙址，屋檐梁柱在风雨中屹立，上面写有“皇图巩固、帝道遐昌”以及“地主向明贤”等字样，一尊尊佛像残存，让人难以自抑那份凄凉与酸楚。一副庙上用过的石磨直经有二尺多，透过它完全可以感受到岁月的沧桑。从石磨越过，有一条便道，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条移步观光的好线路，可绕山峁转上一周，两省三县之景尽收眼底。

据当地村干部和随行的向导介绍，崖顶有三合院庙一座，半山腰有庙宇五间傍崖而建，在文革中拆掉修建了学校，有一块刻有建文崖字样的木板被扛下来，作了教室里的黑板。当年庙上留有建文帝诗文。

遗址之二五佛崖

五佛崖位于元坪村向上三公里的半山腰，现有残破的旧庙遗址，据清翰林李钟峨编修的《通江县志》云：“五佛崖在县治北四百里，明建文帝由蜀入秦，曾挂锡于此”。上世纪七年代，也曾在庙内发现建文帝诗文。

据中国文史出版社《中国皇帝百传·惠帝朱允炆》记载：南京金川失守时，建文帝见大势不好，仰天长呼，东西奔走，想要自杀。这时，翰林院编修程济说：“与其自杀，不如逃走。”少监王钺走来，向建文帝跪进箧。他说“高皇帝（朱元璋）临终时留下了这个箧子，说是如临大难，就打开它。我一直把它收藏在奉贤殿东侧。”只见一个大红箧四周用铁固得很牢，两把锁内也落了铁。

建文帝一见祖父留下的这个东西大放悲声，连忙让人焚烧宫殿。程济打碎铁箧，里面写着三个名字：应文、应能、应贤、驾裟、帽、剃刀，应有尽有，还有十锭白金。“应文”便指朱允炆了。在场的还有吴王府教授杨应能，监察御史叶希贤，便是“应能、应贤”了。箧内还用红颜色写着两行字：“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落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建文皇帝说：“这真是天数呀！”于是程济为建文帝剃了发（另有一说，僧人傅洽为建文帝剃的发），杨应能、叶希贤也都剃了发穿了袈裟，他们从鬼门分别悄悄出宫。这时正有一只船在岸边等侯，撑船的是神乐观的道士王升。他看见建文帝走来，叩头称万岁，说：“臣原知陛下会来的。高皇帝曾经托梦给我，让我今天在这里等候。”他们乘船走到太平门，王升又引他们至神乐观。这时正是落暮时分，一会儿杨应能、叶希贤也来了。建文帝对大家说：“今后我们只以师傅徒弟相称，不必再拘君臣之礼，”

本来。许多人都要随建文帝走，兵部侍郎廖平说：“随行的人不必多，更不可多。只须其中无家室拖累，有膂力可以担任护卫的，有五个人就够，其余的人留在各地应援。”于是约定三个人不离建文帝左右，杨应能、叶希贤都称比丘，程济称道人；往来道路给运衣食者六人。从此建文帝就开始了逃亡生活。

据此可知，“五佛”便是朱允炆、杨应能、叶希贤、程济、廖平五人之称。

遗址之三挂榜崖天书

位于佛头山南部不远的又一高峰，海拔2088米，有一天然的石岩，远看像两扇门，近看向翻开的一本书，这便是挂榜崖，也称挂宝崖。

1978年，南郑已故文史专家冯忠骅与四川省通江县文史工作者参与了川陕文物普查组对米仓山文物古迹的考察活动，根据当地群众的反映，在这挂榜崖上发现了神秘的文字符号，他不仅看到了崖上的字，还临摹了下来。

“是字，是符箓，或是某种记号？”不解的疑问一直困绕着冯忠骅老人。面对着“天书”，冯忠骅老人一直研究着，期待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当贵州安顺红崖天书被媒体报道后，他惊呆了：红崖天书19个字居然有18个字与挂榜崖天书一模一样，甚至连书写次序也差别不大。两地相距千里，为什么两处“天书”如此巧合呢？

江南造船公司高级工程师林国恩对贵州红崖天书的破解给他带来了启示。这是一篇讨伐燕王朱棣的檄诏。林国恩把天书直译为：“燕反之心，迫朕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残酷杀戮，尸横遍野，罄竹难书，大明成囚杀之地，必须降伏燕魔，作阶下囚。丙戊年，甲天下之凤凰允炆”。“ 丙戊”当是1406年，正是建文皇帝逊位逃亡时期，想号召臣民支持他东山再起，推翻朱棣，全在情理之中。

对此，2007年4月，《华商报》记者潘京作了考察，并在《华商报》、《华商视线》上发了专文《南郑挂榜崖18字天书之谜》。福建电视台《发现档案》栏目组记者陈华伟、江强于2007年6月24日至7月2日来汉中，邀时任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郭鹏和笔者，深入到白玉乡进行了实地考察、采访、制作了三集专题片（每集15分钟）《帝王梦断大巴山》在福建电视台播出，引起了人们对建文帝逃亡南郑的关注。遗憾的是，笔者一行未能找到崖上文字的原迹。

遗址之四住持法印之塔

该塔位于白玉的山梁上，当地人称“建文坟”，也有人说是建文帝的“臣子墓”。

该墓座北朝南，正对挂榜崖，石条建构。正中石棺，长2.3米，宽1.2米，棺内遗有仰身直藏男尸胲骨，后壁刻有“住持法印和尚之塔。”棺外有环绕通道，宽1.1米，高1.7米，通道外有石穴，左右各8个，正中5个，刻有“卷草纹”饰。墓头盖有莲花石顶并雕有石兽。墓前梯次水田，人们称塔子田，实是原墓冢。

白玉河从墓前流过。据当地老人讲，墓前曾有一棵三人合抱的大松树，周围葬有向家先人许多坟墓。文革时将墓丘抬成梯田两块，约3亩的水田。90年代墓葬多次被盗，墓前有石帷杆四根，现存一个底座垒在田边的石坎中，高55厘米，中有方孔，直径70余厘米。

据文管会同志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作过考察，还将一块刻有文字的石碑让文管员带回存在龙岗寺文管所。从冯忠骅存的拓片看，由于蜡封，依稀可辩“大明”字样。2012年底，笔者随政府办胡振华、文管会主任余忠平、文化馆馆长王庆和县志办副主任何耘等一行再度考察时，住在白玉街上的石先生拿出了从墓地拾到的明青花瓷碗，又领着大家在卫生院石沿上看了许多从墓地搬来的石条。

从墓地的种种发现可以明确断定是明代墓，且规格很高。法印是不是建文帝，有待进一步考证。

遗址之五洪济宫

洪济宫位于碑坝镇，前后三进院子。现在的屋主是王及寿老人。王老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住进来时，最纳闷的就是墙特别厚，足足有两尺多。镇上一位叫张清书的老人回忆，宫里有十几个塑像，不同于其他宫观。“塑像立了几百年了，十几个人拿着武器，其中两个戴官帽，可不知为啥脸上都汗涔涔的”。这是为什么呢？传说建文帝有个姑姑在南江落发为尼，得知朱棣抢了建文帝的皇位，建文帝的臣子招募南江400多名勇士，一起保护建文帝。这些兵勇驻扎在洪济宫直到老死。老人说：“洪济宫”三个字很漂亮，文革时让红卫兵拿石灰抹了。

南郑的碑坝福成等建文帝活动过的地方，流传着这样的一首民谣：“巴山风，吹得怪，妹子要比男娃爱；亲生儿子嫁出去，留得幺妹招郎来。”这就是说这一带是把儿子象其他地方嫁女一样嫁出去，只留姑娘在家招婿养老。这“嫁儿招婿”的风俗，据说与建文帝当向家“上门汉”女婿有关。

已故剧作家孟学范在《巴山民俗》（西北大学出版社）和《汉中民俗》（中国文化出版社）中这样写到：相传，明朝建文年间，巴山深处的白玉，有一户姓向的庄稼人，男人叫向忠，为人忠厚，娶妻陈氏，生了三子一女，起名“富、贵、荣、华”。老两口一生勤劳俭朴，吃了不少苦头才把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拉扯大，并费尽心血又为儿子娶媳成家。谁料，三个儿子对父母不孝敬，不赡养，各过各的小日子，谁也不关照两老人和小妹。向老汉是个硬性子，从不向人伸手讨怜悯，他一气之下断绝了父子关系，老两口领着幺女子向华，勤苦劳动，自做自吃，谁也不靠了。一天，向老汉和女儿上山去打柴，在回家的路上救回了一个快要冻饿死的书生。问明情况，知道这书生是孤身一人，无家可归，老俩口便留下书生暂住家里。这书生知书识礼，聪明和善，经常跟向华上山捡柴、挖药、学唱山歌。向华温柔多情，聪慧大方，常请书生教她念书、写字。久而久之，两人便产生了爱慕之情，向家俩老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不久，就给女儿招为女婿。从此男耕女织，一家四口和睦相处，女儿女婿孝顺膝前，老俩口乐得逢人就说“晚年有靠了。”

后来听说，这个女婿还当过大明朝皇帝，名叫朱允炆。因他当皇帝不久，就被他叔父朱棣夺了皇位，他混在乱兵中逃出金陵，在逃往途中被向家父女所救，并当了“上门汉。”这皇帝上门汉和向老汉招婿享福的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传遍了大巴山。人们由羡慕、仿效，逐渐便形成了嫁女招婿的独特风俗。

如果说这是传说还不足为信，那么生活在大坪的向家后人，更是拿出手写的向氏家谱，指着向明贤说，当年建文皇帝落难，娶的就是向明贤的独生女儿，算起来到现在已32代了。说来也奇了，建文崖的庙柱上真有“地主向明贤”字样，据说早年也有向明贤的塑像牌位，在庙里受人供奉。

三、西乡的发现

西乡是南郑的邻县，也是通向佛头山的又一要道，也留下了建文帝逃亡的遗址和文章。

县政府办胡振华带队，考察组一行对建文帝遗址进行了西乡的考察。在原西乡人大李副主任的介绍下，我们登上了北庵。

北庵庙与午子观隔峡相望。其地旧称仙人坪。该庙房金俨然，香火燎绕，有宗教人士守护。据光绪七年二月二十日立的《重修北庵庙序》碑可知，自虞舜避居于此，与善为友。舜与卷以天下。卷辞而终归田里。舜禅位后即改为善卷庵，自此之为间之地丁，从此而社矣。至大明经弘治又改而为北庵，迄今世远，年湮数难考稽，嘉庆、道光又重修，光绪七年重修。就在这薪火相传的大清道光二十二年岁次壬寅仲春月谷旦，在《重修北庵记》中，赫然刻有“……大明建文皇帝楼息之地也……”

离开北庵，我们去到西乡杨河，见到了程建培。在程建培的带领下，看到了曾立于西乡光头山的程氏墓碑，上面介绍程氏宋时居湖北麻池县效感乡，至大明初祖福元生，少读书，荣任宰相，德配夫人，即生三子，长曰本常，次本昭，次本善，皆少读书能文。当嘉靖辛酉年祖本常等迁入陕西汉中西乡。程建培拿出了程鸿庭等修编的家谱并介绍说程福元就是程济，因伴随建文帝葬于西乡，故祖上为了守墓敬祖迁移来此。后于程鸿庭通电话，他告知从程氏祠堂的供奉等九个方面，他推认程福元就是程济，这才符合碑中“荣任宰相”之记。

程济作为建文帝的大臣，被称作梅雪禅师，死后葬于西乡近建文崖的地方左溪峡。清《西乡胜迹录》载：“梅雪禅师塔，在县西南一百二十里，明建文帝入蜀，禅师相随，圆寂于此。禅师为（建文帝）御史程济。”清乾隆时史左在《建文崖颂》中也明确提到：“龙非复潜者，曰建文；弃御史而为和尚者，曰程济，先建文卒，梅雪其号也。”

关于建文皇帝在西乡的遗址，西乡电视台制作了专题片，作了相关的宣传报道。

四、通江的发现

南郑的又一邻县四川省通江县，也有建文帝避难的遗存传说。

据发于网上的《建文帝避难通江考证》指出：建文帝逃生南京后，顺江而上，作为一个亡国之君，朝庭钦犯，不可能长时间住在某地。仅达州、巴中市就有建文帝避难邻水么滩说，达州龙滩说，平昌望京说，通江南寺说。

乾隆时期编修的《达州志》、《卷四十一文艺》（740页）中有《建文帝在通江》：明初，建文帝朱允炆被四叔燕王夺取帝位后，装成僧人逃来通江，隐匿南寺，一住数年，常作诗自慰自勉，曾在寺壁题诗一首：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皇屋寄昙飘，南来瘴岭千层回，北望天门万里遥。疑顾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百官此时知何处，唯有群鸦早晚朝。今南寺遗址犹存。

民间还传说着建文帝与何氏女玉兰的爱情故事。何玉兰与母亲开着小酒店，一天突然门外走进一个人来，看上去衣裳褴褛，面容憔悴，但仪表端正，彬彬有礼，母女二人热情招待。酒后留下诗句：“巴山小经慢探寻，且把通邑作金陵，眼着霰雪纷纷下，寄情南岭一枝春。”得知建文帝住南寺，何母便托人提亲。由于身份特殊，建文帝以外出云游予以推脱，随后便离开南寺。然而，何氏族长贪图何家母女日益兴旺的小店，便借故何家母女与建文帝往来，诬陷何氏母女不守妇道，违背族规，而进行处罚，何家母女蒙冤受曲，含恨自缢而死。建文帝返回南寺后，得知何氏母女被族长因他逼死，便毅然将族长告到官府。官府判处何氏宗族厚葬母女。何氏宗族在玉兰姑娘的墓地修了一座观音阁，常住数名僧人为姑娘诵经守墓，直到解放前为止，毁于文革中。

《通江县志》又载，经碑坝流入通江的西河，也叫诺水河，因明建文帝居此，故名御河。离此不远的朱家坝全是朱姓，据说就是建文帝的后裔。

通江的发现，无疑为建文帝逃亡白玉提供了又一旁证。

五、诗文印证

据冯忠骅先生编撰的《南郑名胜吟》，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从建文崖、五佛寺等收集的朱允炆诗词，也可窥知建文帝逃亡南郑的史实。

在五佛崖不仅给我们留下了“阅罢楞严磬懒敲”、“袈裟新换衮龙袍”的僧人形象，更有“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这种在大巴山隐姓埋名的复杂而矛盾的心情。在建文崖，更有《遥望金陵》的诗句，编者注释朱允炆由楚入蜀，癸未（1403年）正月题壁：“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沉。遥想禁城今夜日，六宫犹望翠华临。”在1428年时，更给我们留下了《秦蜀吟》：“杖锡东游岁月深，山云水月傍闲吟。尘心消尽无些子，不受世间物色侵。”还有“登高不耐东翅首，但见云从故国游。天愁烟惨雨溟蒙，野老吞声谈故国。”

清康熙年间，西乡知县史左在《建文崖颂》中更是写到：“物色旁求，天池复奋。龙德所潜，红崖千仞。”、“千万斯年，此崖不陨，於穆建文，龙德而隐。”

据明万历进士，后降清为臣的钱谦益撰《列朝诗集小传?建文惠宗让皇帝》说：“帝逊位后入蜀，并往来滇、黔间。”南郑白玉正是蜀地通江县，1954年归入陕西南郑县，“入蜀”自在其中。

据《惠帝朱允炆》一文，建文帝一行人往来于云南、湖北、四川、广东、贵州、浙江之间。永东十八年（1420年）冬，他们来到四川，遍览了各地名胜。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他们来到湖北，登章台山。宣德二年（1427年）冬，他们又来到四川。

此外，在《明史?姚广孝传》和《胡濙传》记载，明成祖朱棣当了皇帝后，对建文帝自焚而死，也产生过怀疑，1407年派胡濙遍行郡、乡、邑长达16年，以访张三丰为名，搜寻建文帝下落，在这一过程中，胡濙曾沿汉江寻访到汉中。直到朱棣去世前一年，夜会朱棣密谈后才告一段落。

清吴乘《纲鉴易知录》和邵远平《建文帝后记?生亡始末》都明确指出：“戊申（宣德三年）游汉中。”

《帝王辞典.明惠帝》记说滇黔巴蜀有明惠帝为僧时往来旧迹。今对白玉的考证，更是一大印证。

六、帝王师方孝儒的影响

方孝儒（1357—1402年）被姚广孝誉为“读书种子”，师从“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1392年至1398年任汉中府教授，日与诸生讲学不倦，深为蜀献王赏识，聘为世子师，每见，陈说道德，王尊以殊礼，名其读书之庐曰”“正学。”1398年至1399年任翰林侍讲。1399年至1402年担任建文帝的老师，主持京试，推行新政。朱棣夺得皇位后要他投降并命他起草诏书，他却写了“燕贼募位”四字，于是被诛十族，873人遇害。

建文皇帝在执政期间，读书有疑，即召讲解，凡国家大事，常命孝儒就坐前批答，受其影响，建文皇帝“人往熟处走，水往低处流”，入蜀至汉，当在情理之中。

今汉中中学，便是方孝儒讲学旧址，仍是书声琅琅，人才辈出。

七、结语

关于建文帝的下落，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历史的谜案，有自焚宫中说，有出家为僧说，有隐居西南诸省说，有漂洋出海说。在众说纷纭中，本文的考辩是对隐居西南诸省说的丰富。

地名学理论告诉我们，地名是人们赋予的，是对时代的产物，又具有相对稳定性，因而能保留较多的历史信息。“皇乡、建文崖、将军寨、大臣寨、建文坟、御河” 都给人们历史的昭示。

民俗学理论也告诉我们，民俗是一个民族的基础文化，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每一独特的民俗文化现象，都揭示了人们的共同认知，靠口头和行为的方式传承下来。一个民俗事象的最终形成，总是有同一实践的反复剌激，在一群人的心底里留下了同一感受。在巴山深处，能够形成“嫁儿招婿”这一风俗，可见建文皇帝当上门汉女婿的深远影响。

建文皇帝继位后，不到一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削除了周王、岷王、湘王、齐王、代王，并把周王迁往云南。聪明的建文帝逊位之后，自然会选择便于自己藏身的地方，而不会到削潘夺王的地方。佛头山位居两省三县，汉江和嘉陵江的分水岭之地，在其老师的影响下，能不到来吗？

综上所述，建文帝逃亡到南郑是可信的。

（作者：张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