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自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之后被迫西撤。在西撤过程中，张国焘既没有明确的撤退目的地，也没有向广大红军指战员，乃至红四方面军的大多数高级干部作出西撤的正确解释。一路上国民党部队围追堵截，红四方面军边打边撤，给养、伤员、弹药等许多问题相继暴露出来，且难以解决。这些问题在 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血的教训，使红四方面军领导层及广大红军战士，认识到再这样拖下去，红四方面军必将全军覆没，要想生存下去，必须重新创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但是，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的黄柴畈大突围到激战三千里打到陕南，沿途经过那么多地区，为什么没有创建根据地，而最终选择了川北“通(江)南(冮)巴(中)”作为新的革命根据地。笔者经地查阅史料，深入研究发现，主要是鉴于以下诸多原因，使“通南巴”幸运地成为了红四方面军新的根据地，进而发展成为仅次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一、红四方面军内部广大指战员，特别是许多红军指挥员反对无目的的撤退，强烈要求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仓促撤出鄂豫皖之日，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等苏区初创时期的领导人就对张国焘的这一决策深感不满。”①“一个多月来，红军艰难备尝，牺牲惨重，似乎只是在敌追击下做无目的的逃跑，致使全军由撤出鄂豫皖时的二万余人，减员到一万五千人。如果再这样下去，由无数先烈英勇冲杀创建的红四方面军就有可能在敌“追剿”下完全溃败。”②这种现状，不仅红四方面军中许多高级干部开始认识，广大红军中下级官兵也深刻认识到盲目撤退的严重后果，当红四方面军撤至陕西境内时，原来就反对张国焘盲目撤退的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等人出于对红四方面军前途和命运关心，准备将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向中央反映，后来曾中生建议，为了使红四方面军尽快地摆脱困境，扭转当前这种不利局面，先将他们的意见由曾中生执笔给张国焘写一封表达他们建议的信。信中大意是：“他和一些老同志认为，四方面军不能再无止境地向西北退却了，应当执行中央的指示，③在陕鄂一带建立根据地，当此险难危急时刻，作为中央分局的书记，国焘同志应采纳大家的意见，并将他们的意见向中央报告，至于下一步在哪里停下来建立根据地，最好开会研究和确定一下。”④
张国焘收到信后，深感事态严重，根本没有想到，身边还有这么多高级干部与自己的意见完全不一致，如不采纳大家的意见，个人权威将受到严重地冲击，于是在1932年12月11日被迫在城固以北40里的小河口召开红四方面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张国焘以两面派的惯用手法，表面接受了大家的批评和建议。恢复了军委会，命名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报请中央批准。军委主席仍是张国焘，副主席由陈昌浩、徐向前担任，曾中生出任参谋长，集体决定重大问题。会议的第二个决议是执行中央11月7日指示精神，南下汉中建立新根据地。⑤这为后来选择“通南巴”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二、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盲目撤出鄂豫皖根据地的批评，迫使张国焘不得不冷静思考必须尽快建立新的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西撤以来，由于战事紧张，没有及时向中共中央报告，直到1932年10月30日张国焘才向中央发了一封电报，第一次曲折地向中央承认了四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苏区的真象，中共中央以前一直不知道红四方军的处境和位置。接报后于11月7日给红四方面军发了一封长电，对鄂豫皖苏区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四方面军的西撤明确无误的提出了批评。电文最主要的几条是：①红四方面军虽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因对四次“围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不得不离开根据地，是很大的损失；②红四方面军目前的任务是在鄂豫皖陕边建立新根据地，继续向西入陕“是不适当的”；③速与红二军团（即贺龙的红三军）取得联系与“行动的呼应”；④帮助领导鄂豫苏区，恢复鄂豫边苏区；⑤四方面军主力应取向回发展的方向，造成时时威胁襄樊及武汉形势。⑥由于红四方面军一直辗转作战，直到他们在陕西境内的傍徨镇与敌激战的12月1日才收到这封电报。虽然电报中对红四方面军的指责和重新给予的任务多有不切合实际之处，却第一次在红四方面军中动摇和削弱了张国焘的权力基础，给部队内一直存在的张国焘反对派鼓起了发难的勇气。这也是曾中生等人能够公开站出来给国焘写信和提建议意见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小河口会议能够顺利召开的主要原因，尽而成为随着战事的急速变化为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选择“通南巴”创建新的根据地的重要因素。
三、陕南连年灾荒，土匪横行，粮食欠收，国民党重兵压境，大部队在此难以生存。
本来小河口会议的第二项决议是南下汉中建立根据地。但是当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南西乡以南的钟家沟时，陕南地下党的同志向红四方面军介绍了陕南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当地连年灾荒，土匪横行，群众人少，大部队很难生存”，⑦这种情况确实不利于红四方面军在此建立革命根据地。因此，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张国焘在小河口会上决议的，在陕南创建新的根据地的决心，为南下川北创建根据地从思想上奠定了基础。
四、红四方面军长途跋涉，部队减员极需休整，四川军阀混战，自顾不暇，而国民党中央军的势力尚未进入四川是促使红四方军下决心选择“通南巴”创建新的根据地的重要原因。
红四方面军经过一路征战，长途跋涉，部队减员十分严重，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也不得不承认，他们从撤退时的“我军人员武器损失约百分之四十，原有一万六千余人，枪支 万二千余；到这时只剩九千余人和八千多枪支了。机关枪原有百余挺，到川北时只剩下一半，大小炮三十余门都全部抛弃了。”⑧因此，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给部队休整创造条件。当部队进入西乡以南的钟家沟时，他们从缴获的国民党官方的报纸中又获得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哪就是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在成都一带混战，争夺地盘，打得难分难解。“川北是田颂尧的地盘，田颂尧全力出川援助刘湘，川北必然空虚，那里地广人稠，山川险峻，肯定适合大部队发展。”⑨而且他还获得四川军阀向来反对中央军进入川境。因此“西北军委会再次召开扩大会，（史称钟家沟会议）会议一致决定全军翻越大巴山，南下川北，建立根据地”。⑩另据朱秀海在《红四方面军铁流三千里》一文中的记述，“红军12月11日，红四方面军走出秦岭，向南进入汉中盆地，在渡过汉江两天后，总部进抵西乡以南钟沟。当天，地下党的同志抱来一大捆报纸，在近期出版的各种报纸中，他们发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正在成都一带展开混战，争夺地盘，打得难分难解。张国焘十分高兴，他说赶快开会，打到川北去。于是，西北军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史称钟家沟会议），会议一致决定翻越大巴山，南下川北建立根据地。”⑾
五、“通南巴”险峻的地形，川北人民光荣的革命传统是红四方面军选择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另一重要因素。
“通南巴”是大巴山的腹心地段，山高坡陡、林密，地形险峻，易守难攻，是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理想地域。“通南巴”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汉刘邦，曾重用萧何在得汉城建立巩固的后勤基地，为大汉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三国时，许多重要战事在川北一带展开，蜀国能够长期存在没有被魏国攻下，川北易守难攻，有利于蜀国的地形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红四方面军未进入川北以前，王维舟、李家俊等共产党员已经在川东北一带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而且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邻邝继勋早在1929年就在川北的蓬溪大石乡领导了兵运。这样好的地理环境和这里人民的光荣革命传统为红四方面最终选择“通南巴”作为新的革命根据地更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
革命实践证明，“通南巴”人民没有辜负红四方面军的正确选择。他们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当年，通南巴平四县就有近10万人参加了红军，这块土地为共和国孕育了27名将军，川陕苏区军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入川和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历史是不会忘记这块红色土地的。
注释：
①②引自朱秀海《红四方面军征战纪实》上册313页，（解放军文艺出生社）出版；
③指临时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电文，见《征战纪实》上册312页；
④引自朱秀海《征战纪实》上册314页；
⑤引自朱海《征战纪实》上册317页；
⑥引自朱海《征战纪实》上册312页；
⑦引自朱海《征战纪实》上册320页；
⑧引自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151页，（东方出版社出版）；
⑨引自朱海《征战纪实》上册320页；
⑩引自朱海《征战纪实》上册321页；
⑾引自1997年1月《炎黄春秋》第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