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屠蜀

张献忠“屠蜀”之说由来已久。大致有两种深具时代特色的说法:

一、清代时,多谓其“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四川一省之人被屠戮殆尽,以至“千里如烟,空如大漠”。

二、数十年前,史学界曾流行一种意见,称屠蜀之说不可信,张献忠所部杀的只是“地主、官僚以及从属于他们的反动武装”。①

张献忠屠蜀记
张献忠屠蜀记

鉴于清军入关后有过很多杀戮百姓的劣迹,民间也有很多人认为,屠蜀的主要是清军,张献忠做了“背锅侠”。

以上观点,均与史实存在一定的偏差。

四川人口在明末清初之际曾大幅减少,引发“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是一件确凿无疑的事情。这种结果,是由四川数十年战乱所造成,张献忠及其大西政权是这战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崇祯年间,张献忠数次入川;张献忠败亡后,大西军残部、南明军、清军及其他农民军间,仍不断相互征伐。至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才大致平定四川。康熙十二年(1673年),四川又被吴三桂所据,再度成为战场。

明军(南明军)也好,清军也罢,包括吴三桂军,张献忠军,都曾残酷屠杀过蜀中百姓。

比如,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军赵荣贵部被张献忠所败,退往茂州。茂州百姓没有开城,赵荣贵遂在攻入后屠城。南明总兵王命臣占领顺庆,要求每家交银子,买“免死牌”“牛票”,如果拒绝,就“掠其人,掘其粮,焚其室”。南明曹勋部在雅州,搜刮民间存粮,百姓只好吃草根、树皮,致使“僵尸满路”。②

再如,豪格等人统帅的清军,在顺治四年(1647年)被迫撤出成都时,驱赶数千百姓北上,到了绵州后又将其全部杀死。清军在简州乏粮,于是抓捕百姓,“有粮即放,无粮烧死”。豪格曾下令,对于不肯归顺的抗清者,一律诛戮。在潼川,清军杀了“不计其数”的降而复叛的川兵。

再如,吴三桂的部将谭宏同清军作战失利,后撤时拆掉浮桥,劫掠保宁,致使“男女溺死无数”。谭宏在辖区内勒索百姓,当地人纷纷逃亡,十室九空。战事平息后,四川已残破不堪,安岳、遂宁等县“绝人迹,少烟火者二十余年”③。

与战乱相随而至的,是旱灾、水灾与瘟疫。崇祯十年(1637年),剑州因洪灾“两岸军民漂没者千余家”;顺治二年(1645年),重庆因瘟疫“骈死连村”;顺治三年(1646年),峨眉“大荒,饿死者日无记数”;顺治五年(1648年),盐亭“人多饿死”,内江爆发瘟疫,百姓逃亡各地,数百里没有人烟。④

不过,上述“屠蜀”暴行,与张献忠相比,实可谓小巫见大巫。

张献忠曾在四川建立政权。他对川人的屠杀,有一些不同寻常的特点。

其一,张献忠经营四川,全赖严刑峻法造就的恐怖气氛。

大西政权的律法极为严苛,实行连坐法,一家犯罪,株连九家。一旦犯罪,轻的被割耳割鼻、砍断手足,重的斩首、凌迟,甚至效法朱元璋实行“剥皮填草”的酷刑。

其二,实施残酷的特务统治。

大西政权严格限制百姓的行动自由与言论自由。在成都,各门严查百姓出入,出城人必须呈报姓名、事由以及归期,逾期不归,出城人的家眷及邻居都要被处死。大西政权还派出密探,装扮成商人或乞丐,在城内暗查,若发现有人私下诋毁张献忠,就用炭在其家大门涂上记号,方便军队进行抓捕讯问。大西政权末期,因无法对郊野民众实施有效的特务统治,张献忠担心他们会做“带路党”帮助敌军,一度颁布了“除城尽剿”(城中百姓可以控制,故可归入良民)命令,针对郊外百姓,“不论男女老幼,逢人则杀”。

其三,在经济上,大西政权财政高度依赖暴力“打粮”。

大西政权禁止民间持有金银,私藏超过一两,诛杀全家,达到十两,就要剥皮。虽然建立了政权,但张献忠并没有执行按土地或人口征税的制度,而高度依赖没收财产和“打粮”,来筹集军饷和满足政府支出。地主与富户被抢光后,“打粮”对象就成了普通百姓。⑤

其四,大西政权高度防范、仇视知识阶层。

张献忠对开科取士非常感兴趣,每攻占一地,即举行科考,强迫当地读书人参加,张甚至亲自出题阅卷。不过,对被录取的知识分子,张并不信任,只是为了用虚职将他们控制起来,防止他们回到地方上聚众“作乱”。正是因为出于这样的目的,张献忠的开科取士,录取率非常高。大西政权末期,张献忠曾假借科考名义,在大悲寺一次性屠杀了数千名士子。⑥

上述暴政,激起蜀人的剧烈反抗。

内有反抗,外有清军,大西政权最终无法在四川立足。自成都撤离时,张献忠曾下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军中传教士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况。

先是成都人被骗至城外:

“无罪百姓齐遭惨杀,息静无声。真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

然后,张献忠又下令将皇宫和成都城焚毁:

“(张)下令将皇宫焚毁。在城外见隆烟腾起,火光烛地,大为狂喜。复令全城四面纵火,一时各方火起,公所私地,楼台亭阁,一片通红,有似火海。大明历代各王所居之宫殿,以及民间之房屋财产均遭焚如。转瞬间,川中首城已成焦土,实属可惜”。⑦

成都遂成一片废墟。

曾有学者为了证明大西军军纪好、不扰民,引用刘进忠约束士卒的《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为证。该碑规定:

“扰害地方者,许彼地士民,解锁军前正法”,“不许假借天兵名色扰害地方,该管地方官查实申报,以凭枭首。”

可惜的是,因劝谏“生灵不可妄杀”,刘进忠被张献忠所疑,为保全性命只得降清。⑧

张献忠“屠蜀”,究竟杀了多少人,已难以细考。一个可供参考的意见是:较早对张献忠持肯定立场、反对“张献忠屠蜀”之说的四川学者任乃强,1947年写作《张献忠屠蜀记》时,仍承认:

“当时蜀人绝灭之原因,盖死于饥馑者什七八,杀于献忠者什一二而已。”

当时全川约300万人。如此,直接死于张献忠之手者,最低限度也有30-60万人⑨——鉴于大西政权所实施的暴政,任乃强所谓的“死于饥馑者什七八”,仍有相当数量须记在张献忠名下,他和他的大西政权,正是“饥馑”的重要制造者之一。

作者:杨津涛 来自《巴中日报》

注释:

①②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页,第55~59页。

③④王纲:《论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大量减少的原因》,见于《张献忠在四川》,四川省新华书店1981年。

⑤李文治:《晚明民变:底层暴动与明朝的崩溃》,中国电影出版社2014年,第107~110页。

⑥耿法:《张献忠的一桩公案–从成都大悲寺屠戮士子事件说起》,《书屋》2006年第9期。

⑦(法)古洛东:《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39~40页。

⑧冯广宏:《民心向背问张营–张献忠帝蜀实情考之六》,《文史杂志》2010年第5期。

⑨冯广宏:《张献忠屠蜀人数疑案》,《文史杂志》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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