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历史与现状的调查研究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主要是指1932年至1935年产生并流传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用于宣传红军宗旨,拥护红军入川,反映群众疾苦,踊跃参加红军,歌颂军民友情,表达革命决心等的一种歌曲。它在当时毛泽东同志称之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1]的特定背景下发挥过重要作用,具有深远影响。

一、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产生的背景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的产生,是与一定的地理、文化、历史、政治背景密切相关的,兹分述如下。

(一)地理背景

不同的地理环境产生不同的文化,孕育别样的歌曲,正如周青青在《中国民歌》提出“地理条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是塑造人们物质生产方式的稳定因素,而物质生产方式对音乐的风格特点有着深刻的影响。”[2]乔建中先生更是以专著《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乔建中:《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来讲述地理环境对音乐的影响。与今天“川陕”的地理概念不同,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越大巴山入川,次年2月建立的以“通南巴”为腹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位于大巴山南麓。大巴山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孕育了这些具有地方色彩的红色歌曲。巴山地区究竟有怎样的特殊地理环境?相对于全国的地理特征,可以从它的水系、山脉、地形和气候来分析。

我国四大水系之一长江的支流嘉陵江流域
我国南北分界线秦岭以南,米仓山脉南麓
西南高原和丘陵地区
西部亚热带山区,气候温和,雨水充沛,雾色浓密

表 1 大巴山地区地理环境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大巴山的地理环境,在水系上,属于我国四大水系长江的支流嘉陵江流域;在山脉上,属于我国南北分界线秦岭以南;在地形上,属于西南高原和丘陵地区;在气候上,属于西部亚热带山区气候。再者,置身其地可感受到大巴山区峰峦叠翠、山水相间、雾色笼罩、山高路盘。

这样的地理背景,致使交通闭塞,经济相对落后,人民相对贫困,又长期遭受剥削压迫,革命火种更易点燃。同时,成荫的绿树和浓密的雾色又为掩护红军战士和后来留守的游击队提供了掩护。特殊的地理环境,一方面为红军革命和斗争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滋养了巴山背二歌、巴山茅山山歌以及红色歌曲的产生。如笔者在实地考察中所见,巴山地区农村房屋错落零散地建在山脚,家家户户相隔有距,邻里间在家门口大声地召唤对方时,有起音,有拖腔,声音回荡山谷,犹如山歌的简化版。

笔者深感歌声源于生活,生活依托土地。又如于2006年5月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巴山背二歌,其特有的高腔、亮嗓(万源一代俗称“震颈红”)、短句、下滑音等,就源于背二哥们负重跋涉在米仓古道、汉壁古道的生活背景和当地的地缘环境。

(二)文化背景
特定的文化背景会孕育特定艺术,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Geertz)认为“艺术的符号学乃是为了把艺术之声放在其发生的底座上”。[3]文化背景就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的底座。

孕育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的大巴山地区拥有历史悠久的巴文化。《山海经·海内经》上说:“西南有巴国,太皞伏羲之裔——后昭是为巴人”“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巴人发展到黄帝时代,族人兴盛起来,成了黄帝部落的一支民族——巴族,史称黄帝的亲族。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巴山地区板楯蛮文化,也得到了当地较为有效的保护和继承,现在的许多大型活动中,常将其作为演出题材。巴文化悠久的历史还有远古遗址为证。

遗址名称 出土时间 出土地点 历史年代
阳八台遗址 1979年 今南江县城东部碾盘乡白鹤 村 据考是在距今有五千至九千年历史的 新时期时代
月亮湾遗址 1976年 今巴州区西南40多里的酒店乡方池桠东侧 据考是在距今有五千至九千年历史的 新时期时代
擂鼓寨遗址 1984年 今通江县东南的沉在、 春在 乡擂鼓镇 据考是在距今有五千至九千年历史的 新时期时代

表 2 巴中地区出土文化遗址表

巴人善歌舞,史已得名。《华阳国志·巴志》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春秋战国时期,巴人深受长江中游楚文化的影响,楚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不断流入巴地,而巴人的音乐歌舞也传到楚国,更是深受楚国群众欢迎。楚人宋玉在其词赋中描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杜甫在《暮春题游泳瀼新赁草屋五韵》中有“万里巴渝舞,三年实饱闻”。白居易在《郡中春宴,因赠诸客》中,描绘巴渝舞更是生动“有如蛰虫鸟,亦应天地春。薰草席铺座,藤枝酒注樽。中庭无平地,高下随所陈。蛮鼓声坎坎,巴女舞蹲蹲……”

大巴山区红色文化十分丰富。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就在通、南、巴三县设有军队指挥机关、苏维埃机关等,其旧址和战斗遗址就达数百处。至今,原川陕革命根据地境内还保留有大量的石刻标语,仅四川省博物馆于1979年整理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石刻标语选编》(四川省博物馆,内部资料,1979年。)一书中就汇集了680条石刻标语。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的数量之多,传播范围之广,仅笔者在实地考察中收集整理的红色歌曲就有300多首,后又搜集到红色歌曲集10多本。

(三)历史背景

川陕苏区政府存在的时期属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早期,特定的历史背景对当地歌曲的产生必然有所影响。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川陕苏区虽然只存在了两年多的时间,但是和其它苏区一样,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光辉篇章。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正是产生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产物,它在当时的艰苦斗争中,是革命群众团结自己的旗帜,是打击敌人的武器。现在,则是人民革命历史的见证,弥足珍贵。正如时任川陕省委宣传部长、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的刘瑞龙同志所说:“川陕苏区是当时的第二大苏区,是长江以北和长江以南的苏维埃运动的交汇点、联结点。经过多年的斗争,建立相当雄厚的基础,形成了巨大的力量。队伍浩荡,地区广大,有着自己的风貌和特色。就文艺工作来说,既带着这个地区的色彩,也有着部队自己的创造,它是以自己特有的形式和内容丰富了整个红军的文艺。当时的红四方面军鄂豫皖、川陕地区的许多民间文艺带入红军部队,成为红军文艺的一个历史源流。”[4]

1935年4月中旬,红军撤离川陕苏区,开始万里长征。红军撤离前,组建了由赵明恩、刘子才同志领导的300人的巴山游击队,留守川陕苏区,后发展到800余人,扩编为独立师,以南江回龙沟、大小园包、铁路坝为中心继续战斗。战斗继续,红色歌曲的产生和传唱也在继续。

(四)政治背景

《乐记·乐本篇》有云:“声音之道,与政通矣”[5],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可以说是音乐和政治结合的高境界写照。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是源于精神方针指引下的文艺创作,是红军文艺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福建古田召开,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议案》,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所以,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的产生,一开始就不单纯是为了娱乐,它是部队政治工作与当地群众工作的需要而产生的文艺宣传手段之一。

傅钟在《第四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讲话》讲到:“各个方面军都建立了专业文艺单位,成为部队政治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和广大指战员的战斗、生活紧相联系,往往跟着工作任务或战斗任务而来的,就有文艺活动协同动作。行军路上,要设文艺鼓动站;打一个胜仗下来,要‘演他几台戏’;解放一个地方,剧社、宣传队要用各种文艺手段宣传群众,播下革命种子。文艺工作确实成了部队重要的战斗力,为宣传土地革命和扩大红军起了巨大作用。四方面军到川陕以后,创作社的魏传同志在部队中用诗歌戏剧形式做思想政治工作,很受欢迎。”(傅钟(1900—1989),四川叙永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曾经担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政治部副主任))文艺宣传的形式有话剧、石刻、诗歌等等,而红色歌曲也正是通过以下途径在当地流传的。

1.剧团

“红四方面军在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历程中,还建立了一支文艺轻骑兵———总政治部剧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12月,第395页。)如“蓝衫剧团”就是为开展群众性文化教育活动,于1933年2月在通江建立了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共川陕省委后,由总政治部剧团的十多个宣传队组织起来形成的。“蓝衫”是为穷人服务的,群众叫它“新剧团”,根据不同的宣传任务,“新剧团”编创了“歌剧”、(当时当地的称谓,与当代大众意识中从西方传入并发展至今的歌剧(opera)不尽相同。)话剧、歌舞、双簧、莲花落等节目形式。如在戒烟宣传时,“新剧团”根据【打牙牌调】编创了《工农戒烟歌》,配以情景表演,并请当地群众与文艺兵一起演出,对民众产生了很深的震撼效果,戒烟活动得到拥护,特别是妇女。随即召开的妇女戒烟大会上,就有近五千妇女参加,可见文艺宣传的影响之大。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剧团在这里演出过相当数量的戏剧、歌剧、舞剧(见表3),这些内容不仅丰富了当地群众的生活、增强了宣传力,也极大地丰富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歌曲。

后文提到的许多篇幅较长的多段体形式的红色歌曲就源于这些剧目的演出,还有舞剧中的音乐,如《可怜的秋香》《葡萄仙子》等,都是后文提到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的音乐来源。

2.宣传棚

宣传棚为一方面军首创,后传给了四方面军。在艰苦的行军路上,尤其在长征途中,在最紧要的地方设下宣传棚,部队经过,大家又喊口号又唱歌,激励同志们前进。

3.快板

文艺宣传队将红军的宗旨、胜利消息、新政策等编得押韵或成调,用快板打着、说着、唱着,并且易教、易学、易传唱,连儿童都参与进来,可边走边唱。特别是在巴山行军路,山陡路险,疲劳困乏,如有一人跌倒可能连带队伍多人一起,甚至跌入山谷。文艺兵打着快板,唱着歌曲穿梭于队伍之间,一则能将精神方针在队伍传开,二则能提神解乏,保障行军安全。

剧名 剧种 作者 主要内容 备注
戒烟 川剧 集体 宣传戒烟 省委新剧团演
救援 川剧 集体 对敌斗争 省委新剧团演
万不信 川剧 集体 欢庆渡嘉陵江胜利 省委新剧团演
刘湘投江 川剧 集体 对敌斗争 存剧本
田颂尧自叹 川剧 集体 对敌斗争 存剧本
二流子生产 川剧 集体 歌颂苏维埃 存剧本
剧名 剧种 作者 主要内容 备注
骂蒋贼 秦腔 集体 对敌斗争 宁强秦剧团演
刘湘投江 歌剧 总政新剧团 歌颂对敌斗争 总政新剧团演
斩尽日寇 秦腔 集体 对敌斗争 宁强秦剧团演
消灭刘湘青年对答 歌剧 集体 对敌斗争 总政新剧团演
反动派和白军士兵争吵歌 歌剧 集体 对敌斗争 总政新剧团演
告白色士兵兄弟歌 歌剧 集体 瓦解敌人 存剧本
土豪自叹歌 歌剧 集体 对敌斗争 存剧本
农友与白军谈心歌 歌剧 集体 瓦解敌军 总政新剧团演
青年士兵歌 歌剧 集体 瓦解敌军 总政新剧团演
劝郎回头歌 歌剧 集体 瓦解敌军 存剧本
劳动四时歌 歌剧 集体 歌颂土地革命胜利 张琴秋导演
土地革命歌 歌剧 集体 歌颂土地革命胜利 总政新剧团演
青年工人歌 歌剧 集体 歌颂土地革命胜利 总政新剧团演
青年妇女歌 歌剧 集体 歌颂土地革命胜利 总政新剧团演
青年农民歌 歌剧 集体 歌颂土地革命胜利 总政新剧团演
送子当红军 歌剧 集体 扩红参军 总政新剧团演
十劝夫 歌剧 集体 扩红参军 总政新剧团演
工农戒烟小曲 歌剧 集体 宣传戒烟 存剧本
送郎当红军 歌剧 集体 宣传戒烟 存剧本
工人舞 舞剧 集体 歌颂根据地 总政新剧团演
农民舞 舞剧 集体 歌颂根据地 总政新剧团演
海军舞 舞剧 集体 歌颂根据地 总政新剧团演
儿童舞 舞剧 集体 歌颂根据地 总政新剧团演
秋收舞 舞剧 集体 歌颂根据地 总政新剧团演
春秋如海 舞剧 集体 歌颂根据地 总政新剧团演
乌克兰舞 舞剧 集体 歌颂根据地 总政新剧团演
西班牙舞 舞剧 集体 歌颂根据地 总政新剧团演
毛毛雨 舞剧 集体 歌颂根据地 总政新剧团演
葡萄仙子 舞剧 集体 歌颂根据地 总政新剧团演
可怜的秋香 舞剧 集体 揭露国民党反动派 总政新剧团演

二、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的发展现状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产生以来,经过无数代人的传唱,它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生命力究竟如何?其发展现状怎样?

(一)继承现状

据考察,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目前的继承方式大体如下:

1.活态继承

活态继承是区别于以现代科技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博物馆”式的保护,用文字、音像、视频的方式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方方面面的方式,其主要载体是传承人。据考察,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的活态传承人大体有三类:

一是当年参加红军或参与革命运动的年纪较小者,现在也都是老红军,老革命。对于他们来说,当年的经历仍然历历在目,红色歌曲不仅是歌唱的形式,更是故事与精神的载体。如笔者采访年近九旬的老革命王振廷先生时,他受访两个多小时,仍然精神饱满,语调平静,但却热泪盈眶,笔者也深受感染。最后老革命还拉着我的手说:“孩子,好啊……下次你来时我可能已经不在啰!”

二是当地土生土长,受父辈和环境影响的红色歌曲爱好者。受访者赵子爵先生,年近七旬,退休后担任南江县老年协会的会长,喜爱在自己家乡传唱的红色歌曲,并挖掘其背后的故事,著有《南江红色文化拾遗》《抗战档案》等,对于红色歌曲及其背后的故事赵子爵先生可以说是“信手拈来”。受访者周济安先生,南江县二中退休教师,年近八旬,热爱本土文化和本土音乐,有音乐修养,能唱、能记谱、能创作,整理记谱的歌曲集《巴山情》,收录了一些当地的红色歌曲。受访者郑开江先生,年近七旬,擅长山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川北山歌“巴山茅山歌”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由于红军文化对当地的影响,也会唱红色歌曲。受访者袁吉芳先生,六十多岁,南江县乐坝镇民间艺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川北山歌“巴山茅山歌”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算是当地较为年轻的传承者。他会唱许多山歌,被称作“山歌王”,也会唱红色歌曲,但是相对较少。

三是当地各行各业的老老少少,对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都会唱上几首,也许并不是所有唱的人都知道其背后的故事,或许曲调已经有所改变,更或对于自己唱的是否红色歌曲并不所知,但是就那么朗朗上口地唱了。这是一种对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无意识的,群众性的继承形式。

2.文献继承

在文字资料方面,据笔者调查统计,目前各地保存下来的有关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的文献资料大体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上、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红军歌谣(南江县)》(蒲守易、雷远发等收集,南江县“二战”先烈传记编审领导小组编,内部资料,1990年)《川陕苏区红色歌谣选》(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1981年)《川陕苏区报刊资料选编》(刘昌福、叶绪惠,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1987年)《川陕苏区革命历史歌谣》(杜中、易伟、谯光发收集: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选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川陕根据地革命历史歌谣集(上、下)》(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选编,内部资料,1984年5月)《红色歌曲》(田海燕、高鲁,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巴山情》(周泽安,内部资料,2011年5月)《南江民歌选(革命历史歌谣)》(南江文化馆编,内部资料)《四川老根据地革命歌集》(四川省文化局音乐工作组收集整理,内部资料,1956年12月)等。这些书籍,有的出版或者编写时间较早,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标价在一元钱以内;有的是内部资料,或者手抄本。

图 1 红色歌曲《上前线》的手抄本
图 1 红色歌曲《上前线》的手抄本

图片1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上前线歌》的手抄本,左边为歌词,右边为曲谱,其曲调来源于日本歌曲《凯旋》,记谱采用简谱传入中国初期与工尺谱简单结合的记谱方式。

图 2 载有红色歌曲的海报
图 2 载有红色歌曲的海报

通过对上述资料的查阅和分析,笔者感受到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资料传承方面的三个问题:其一,今人对红色歌曲的收集整理研究甚少,以早期的纸质资料为主。

其二,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的文字记录形式多是歌词,曲谱相对较少,可能是由于受过音乐专业训练的人员缺乏的缘故。

其三,从收集到的歌谱资料看,可能由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的曲谱在编印和传唱过程中出现了某些偏差,致使部分歌谱记录不够准确。图2原是当时的宣传海报,落款为“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委宣传部”,所载歌曲《国民狗党送终歌》,采用简谱记谱。

3.学校继承

有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还因为其精神面貌积极向上,作为了民间音乐被载入音乐教材之中,如笔者儿时在小学音乐教材所学唱的《盼红军》。再如四川音乐学院曾多次组织赴巴中、南江等革命老区演出,也有将当地的红色歌曲采录回来,艺术加工后演出。还有像21世纪全国高师音乐系列教材之《中国民间音乐概述》(修订版)就收录了描述生活疾苦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尖尖山》作为民歌谱例,并且在笔者的实地访录中,发现此曲确实深入人心,广为传唱。

4.活动继承

即一种借助各种活动继承的方式,它有别于传统形式的其他继承方式。在这类继承方式中,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或借助文艺演出活动进行继承,如图3、图4就属于此。其中,图3是2013年四川省高校干部的培训会的一次主题活动中,青年干部们站在“红歌大舞台”上唱红歌的场景,台上表演笑容满面,激情高歌,台下观众也饶有兴趣,拍手合唱;图4是2012年在巴中市“红军入川暨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八十周年纪念大会”的场景,随后的文艺演出中,就涉及到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有的则借助于电影为媒体进行继承,图5是电影《巴山红浪》的海报,电影中运用了多首巴山红色歌曲:《受苦的人儿把身翻》《海枯石烂不变心》《三月里桃花开》等。

图3
图4
图5

(二)传播现状

湘皖豫山河苍茫,娄山关残阳如血,川北巴山蜀水,松潘艰难跋涉,甘南北斗高悬,陕北天高云淡,甘孜北上北下,在大江南北的行军路上,踏满红军的足迹,红色歌曲就随红军的行军足迹流传开来。红色歌曲吸收各地民间音乐元素,同时也将其带向各地,音乐文化在凝结与播撒过程中升华。再后来的交通发达、经济流通、旅游业兴起等等,也都对红色歌曲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推广作用。对现流传和记载的红色歌曲进行分析,发现巴山地区的红色歌曲有许多具有自己的地方特色,但也有的具有他乡的韵味。笔者在巴山地区访见的一些歌曲,在其他地区也有流传,或者书面记载。如《红军不久要归来》原本流传在南江水河,被达州地区革命文化资料收录;陕北《信天游》改编的红色歌曲在四川有唱;湖南有红色歌曲《十绣调》,标注的是“四川调”;江西有红色歌曲《打鹰潭》《妇女慰劳红军歌》等也标注的是“四川调”等。

以《盼红军》为例,如今已经是广为传唱的民歌。在其归属地上,就有相当大的争议,有人认为是湖北民歌,并且载入了《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也有人认为是四川民歌,在许多资料上也有记载如《巴山情》(周泽安:《巴山情》,内部资料,2011年5月)《红军歌谣(南江县)》(蒲守易、雷远发等收集,南江县“二战”先烈传记编审领导小组编:《红军歌谣》(南江县)内部资料,1990年11月)《川陕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征编委员会:《川陕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选编》,三秦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有两种记谱),“巴山游击队纪念馆”陈列馆也有。笔者将巴山地区流传的《盼红军》(慢赶牛)与从当地民间艺人处采集的山歌《犀牛望月姐望郎》进行比较分析,后者较前者演唱方式、节奏等有较大变化,但是保留前者骨干音,且旋律感等基本一致。

当然还有许多红色歌曲在传播过程中,流变与融合使其源头模糊,形态各异。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与地方音乐在流变中融合,再以融合的形态流变,使得红色歌曲和地方音乐的“同宗性”显露、“户籍”模糊。彼地方音乐融入红色歌曲,并跟随红军的脚步在所到之处开展文艺宣传工作的同时,又与此地方音乐融合,产生更加丰富的变体。而红色歌曲成为音乐文化的传播者的同时,其交流与包容也使自身文化更加厚重。

(三)保护现状

时光荏苒,那段激情澎湃的红色时光已成为历史,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远。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人们接受音乐的途径极大拓宽,不同形态、不同地域、不同国界的音乐让现代人有了更多的选择。现代的生活节奏和生活环境,让人们对于音乐的审美有了很大的改变。在时代发展面前,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从时间和空间上看,情况都不容乐观,需要及时保护。

其一,随着交通的日益便利,在文化的开放和新鲜事物的冲击中,当地人,特别是年轻人,更愿意接受当今流行音乐,时代烙印较深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与他们渐行渐远。

其二,在世的当事人年已经很少,年岁也很高,所以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的保护是时不等人的。

其三,在当时,与民间音乐一样,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基本上也是依靠口耳相传,所以遗留的谱面资料不多。笔者收集到的文献资料中,关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的记载许多只有歌词,有谱面的也多为后人整理。

目前,政府已经有一些保护措施,并成立了保护机构,如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巴山游击队纪念馆等。这些机构曾经组织过对当地红色歌曲的收集,如《我们童子团》。

谱例1《我们童子团》

谱例《我们童子团》所示,是上世纪90年代,陕西省、四川省文化厅联合组织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歌曲收集中,通过对老红军的采访所得,如今陈列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当年还是儿童团成员,彼时已是老红军,今夕焉在否?故莫等“逝去”才言及“挖掘”。

结语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民族音乐学与现代音乐史》一书所言:“若不通过音乐赋予力量,在当下就不可能保留鲜活的历史,也不可能认识、回应人们正在将当下转变成未来这样的现实”。[6]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曲正是如此,用音乐的方式书写历史,值得今人研究和保护。

作者简介:陶清(1982— ),女,硕士,四川音乐学院基础部教师。《音乐探索》2018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J].江西社会科学,1981(S1):97.

[2]周青青.中国民歌[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168.

[3]王铭铭.西方人类学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493.

[4]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上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354.

[5][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527.

[6][美]斯蒂芬·布鲁姆,菲利普·V.伯尔曼,丹尼尔·M.纽曼.民族音乐学与现代音乐史[M].汤亚汀,等,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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